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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开始深入研究中国文论，他们的目光首先投向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时期——魏晋六朝。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
[29]。
在20世纪50年代，英语世界同时出现了三种《文赋》英译本：修中诚的1951年译本[30]、方志彤的1951年译本[31]、陈世骧的1953年译本。
其实，从问世的实际时间来说，陈世骧的英译《文赋》最早，初版1948年作为《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1种在北京面世，其时译者任职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书的正题为“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
，副题为“陆机《文赋》与其生平、中古中国历史和现代批评观念关系之研究，附全文的韵体翻译”
。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陆机生平及《文赋》创作年代的考证，第二部分是对《文赋》中重要概念及其翻译的讨论，第三部分是《文赋》的英译。
[32]陈世骧赴美后，因感到1948年的译本发行数量有限，学界难以见到，所以于1952年修订，1953年在美国重刊。
但是，这个重刊本删去了副题，也删去了第一、二部分的内容（1948年版71页，1953年版35页），只在英译前面增加了一个简短的导论。
《文赋》的三个英译本，其影响都超出了汉学家的圈子，象征着英语世界——不仅仅是汉学世界——对中国文学理论本身的关注。
修中诚的译本，由英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兹撰写前言，呼吁西方世界从《文赋》中汲取有益的文学观念。
方志彤研究过美国诗人庞德，并与庞德成为至交，其《文赋》英译影响过庞德与其他美国诗人。
麦克雷什在其诗论《诗歌与经验》第一章中，就以方志彤翻译的《文赋》作为重要的理论参照。
[33]陈世骧是美国诗人斯奈德的中文老师，斯奈德在庞德与陈世骧的影响下，以《文赋》的“操斧伐柯”
之说为喻，写成《斧柄》一诗，同名诗集于1983年出版，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相比之下，马古礼的法译与赞克的德译，其影响只局限于汉学界，如修中诚所说，马古礼法译的“开拓性成果并没有在汉学学术圈之外引起人们的任何兴趣”
[34]。
修中诚的译本中，还附有曹植《典论·论文》和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的英译。
此外，海陶玮在研究《文选》的论文中，翻译了萧统的《文选序》。
[35]更宏伟的翻译计划，则是施友忠的英译《文心雕龙》（1959）。
[36]这是《文心雕龙》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虽然施友忠对一些术语的翻译受到了批评，但是这个译本毕竟标志着西方汉学界研究和翻译中国文论的突破性进展。
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在此书出版第二年为其写了书评，认为：“在汉学领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起步相当晚……然而，一旦起步，它就被比较文学的发展所推动，到现在已经出现了繁荣的局面：陆机的《文赋》在最近几年就出现了至少三个译本，施友忠这本书则雄心勃勃地尝试将《文心雕龙》介绍给西方读者。”
[37]
用“繁荣的局面”
来描述20世纪50年代英语世界的中国文论研究，还为时尚早。
不过，霍克斯指出，中国文论研究一旦起步，“就被比较文学的发展所推动”
，这确实揭示了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力。
在接下来的20多年间，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推动中国文论研究，应该首推刘若愚。
他1962出版的《中国诗学》（TheArtofesePoetry）和197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eseTheoriesofLiterature）[38]，拓展了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虽然《中国诗学》主要是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典诗歌，但其中第二部分用了四章讨论古典诗论，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论的一次可贵尝试，预兆了后来《中国文学理论》一书的主要构架。
刘若愚在两本书中，都征引并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论材料——虽然大多是节译，但大致译出了中国文论中最重要的论述。
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对于中国文论的翻译标准有清醒的认识。
他在译文的注解中，经常指出自己的翻译与其他译文的不同之处及其理由。
他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目的在于“引出基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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