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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ion）、“修辞”
（rhetoric）等术语，大规模地进驻汉语诗学的研究领域，而有些看似相对旧一些的术语也经重释之后被纳入新的“细读”
体系中，并被用于汉诗的研究。
例如，余宝琳（PaulineYu）便基本上是通过借助一组西方文学批评的用语，如“寓言”
（allegory）、“象征”
（symble）、“意象”
（image）、“隐喻”
（metaphor）、“抒情诗”
（lyric）等，构建起一套中西比较的论述系统的。
在小说研究中，浦安迪（AndrewH.Plaks）、倪豪士（WilliamH.Nienhauser，Jr.）、王靖宇（Johng-yuWang）等都曾使用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由此在美国汉学界形成了一种颇具特征与持久不衰的研究路向。
在一个总体性的面向理论（或文论）的趋势中，可以总结出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已述的将中国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著述、人物、术语、思潮等作为对象的研究（包括译介），可简称为“理论的研究”
，主要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种文论研究方式。
并以“以史为证”
作为其主要的方法（这是我的概括），在汉学界也笼统称之为“传记式批评”
（biographicalcriticism），一般又多将之称为“批评史”
研究。
第二种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援用西方文论具体诠解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研究方式，可简称为“理论的诠释”
（已如上述）。
第三种是在进行较大规模的综合之后，从一种理论及一套概念的框架入手来建构中国文论的体系，这种方式主要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可以称之为“理论的建构”
。
当然在实际的运作中，有时第二、第三这两种方式（甚至第一、第二两种方式）间也存在界限不明之处，交叉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与思维及理论的放收跨度有关。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北美文论的发展呈现出三种路径并行的发展之势。
就时序上来看，上述的这一前后交替进程也显示了文论研究日趋“理论化”
的轨迹。
我们注意到涂经诒在归纳这些模式时，还加上了一项“文类研究”
（geheory）[44]。
这也是汉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经常述及的。
文类学固然也属于中国文论的一部分，如从曹丕至挚虞、刘勰、萧统，再至明代的吴讷、徐师曾、许学夷等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描述系统。
针对原典的分析常可纳入第一种模式，即“理论的研究”
中有些文类研究只是在面对文学作品时有一个初步的划分雏形，则可归入文学史的研究中，除非是专对文类进行理论上的辨析或构造，才可归属至后两种研究模式之内（如倪豪士的研究）。
因此，将之看作文论研究中一种特例可能更为合适。
同时所谓的“比较文论”
，也会存在于这三种研究模式中，并可做另外层次上的安排。
第三种研究方式即“理论的建构”
，或称“再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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