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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汉学家密集投视的明清时代，即为他们充分概念化了的所谓“中华帝国晚期”
之外，唐宋及更早时代的文学传播特点，尤其是“前印刷时代”
的“写本文化”
（ManuscriptCulture，“手抄本文化”
）现象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其中，宇文所安的一些讨论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
在他看来，在印刷术发明或普及之前，口传与抄写是记录下创作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无法判断“原本”
的形态，因此异文与变体事实上便是文本的常貌，文本也因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实，而是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中的。
[178]沿着这样的思路，不少学者对抄本现象做了深入的阐释与发掘，比如田晓菲（TianXiaofei）所撰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Taoyuanming&ManuscriptCulture：TheRecordofaDustyTable）[179]、倪健（.B.）所撰的《发于言，载于纸：唐代中国的诗歌制作与流播》（MainWord，WritenonPaper：ProdudgPDynastya）[180]等，均是近年问世的该方面研究的力作。
它们借助具体的研究阐发了由手抄本文化引起的大量理论问题，从而对既有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形成了不可回避的冲击。
[181]
从以上绍述可以看到，汉学界对文学的理解被再次理论化了，即借助于传播理论，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理论所提供的新的视角，将“文学”
置于更大的流通场域中，从而视之为由一条持续循环的活动链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提前地将文学文本假想为封闭的、不可变动的意义之源。
随着这种视野的展开，也必然会涉及诸如文化工业、印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技术制度、社会身份、阶级分层、阅读大众、殖民旅行等一系列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概念。
所有这些都与某种确定的“观念史”
一起，被看作在文学的“制造”
过程中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与作用。
当然，这也将有别于一般性的理论阐释。
汉学研究主要还是将这些理论融合在对史实的考察之中，将理论与史实安置于相互证明、相互生成的关系中的。
另一方面，大量的批评性或评述性话语史料也被重新调动出来，置于话题的演绎与论证过程中。
这大致可以分为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在新的传播话题下将某一确定的文论题材作为直接研究的对象。
在近期的英语出版物中，王宇根（WangYugen）所撰《万卷：黄庭坚与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TenThousandScrandWritiigTingjiaeN）[182]大致可归入此类。
该书围绕宋代印刷术对阅读与写作的影响，对黄庭坚的“诗法”
论进行了新的探索。
撰者以为，黄氏的诗学主张其实是基于印刷术导致的书籍的大量增长而提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是，围绕传播的主题所进行的研究虽然不是一个整体对应的文论对象，但却是将文论——在传统的语境中事实上更可称为各种“评论”
性的语言——视为文化传播的一个相当核心的塑造功能来加以处理，周启荣所著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即属此类研究的典范之作。
在这部著作中，周启荣在审视新一代文人的写作与出版的过程中，集中探索了作为晚明商业出版物的多样化“评注”
（entaries，主要是针对“四书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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