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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实用主义文学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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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愚说，唐代诗人反对六朝的诗，认为其轻浮颓废，而散文家也一样反对骈文，希望用以儒家经典与早期史书的语言为典范的古文取而代之。
“唐朝在大部分时期盛行文学的实用概念，有时候吸收其他概念，尤其是形上概念。”
首先，刘若愚举唐初的两位史官为例加以说明。
李百药在《北齐书》中的《文苑序》中，开篇以形上的语气说道：“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
达幽显之情，易天人之际，其在文乎？”
但是接着往下论述，语气变得非常实用：“逖听三古，弥纶百代，制礼作乐，腾实飞声，若或言之不文，岂能行之远也？”
结尾的反问重申了《左传》中被认为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在于证明“文学是达成实际目的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4]。
另一位史官魏徵在《隋书》的《文苑序》中的观点更带有实用理论的倾向。
他在引用《易经》中有关观察天文与人文与《左传》中孔子的语句后，说：“文之为用，其大矣哉！”
“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
同样地，初唐诗人王勃也引用《易经》与《左传》中相同的语句，接着说道：“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
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
在此，王勃提出“反表现与反审美”
[5]的观点，因为“缘情”
与“体物”
取自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论及情感的表现与写作的审美性质。
王勃不赞同陆机，认为“缘情”
与“体物”
都是“雕虫小技”
。
一个世纪以后，另一位诗人白居易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可是并不完全摒弃表现概念与审美概念，而是加以吸收，与形上概念一起融入实用理论中。”
[6]在《与元稹书》中，白居易认为天文以三光为首，地文以五才为首；而人文以“六经”
为首；在“六经”
中，又以《诗经》为首。
原因在于诗歌是感动人心最为有效的手段：“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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