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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plitting）研究。
如果说费诺罗萨是“汉字诗学”
的理论提出者，那么庞德便是此理论的忠实实践者，其所译的《神州集》《诗经》，以及所写的《诗章》均提供了大量例证。
例如，庞德在翻译《诗经·静女》一诗时，把“靜女”
（静女）译成“青思之女”
（Ladyht），“孌女”
（娈女）则译成“丝言之女”
（Ladyofsilkenword），将“聞香”
（闻香）解为“听香”
（listeningtoinse）。
在20世纪前半叶，汉诗“拆字法”
之风日炽，在鲍瑟尔的《中国诗歌精神》、洛威尔与艾斯珂合译的《松花笺》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这些研究者通过借助于典型范例和理论阐发相结合的方式，将汉字在汉诗中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1）鲍瑟尔论汉字与汉诗精神
鲍瑟尔是有着军事背景的英国汉学家，曾历任绿色霍华德团、英属马来西亚军事指挥局，以及联合国等机构的中国及亚洲事务顾问。
他长期生活在马来西亚，通晓汉语，通过接触华裔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其《中国诗歌精神》以英译唐诗为对象，对汉字之于汉诗的审美意蕴做了独到的阐释。
在《中国诗歌精神》的自序中，鲍瑟尔就指出，中国的非凡创造力尽在其书面语言中，在那些横、弯、方形的神奇符号里。
与其他民族的语言一样，汉语最纯粹的精神也体现在诗歌之中。
鲍瑟尔形象地比喻说，这一精神如同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MauriceMaeterlinck）神话剧中象征幸福的蓝鸟一样不易扑捉，刚要俯身下去却已翩然离开。
鲍瑟尔对英译汉诗有着目光独具的鉴赏力，他评点先前译家之作，言简意赅。
“德庇时的翻译已经过时；艾约瑟（JosephEdkins）的英译根本就不该出现；理雅各和翟理斯二人首次为英国文学拯救了中国诗歌；克莱默-宾的英译虽形象生动，却过于个人化；韦利的译本质量上乘，是最为认真与学术化的。”
[193]鲍瑟尔正是在对诸多汉诗译家译作的品鉴中，意识到对于汉诗的译介须由内容与形式两个维度入手，方可整体把握原作的美学特征。
故而，此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诗词研究是深奥的工作，一旦异质的汉字的诗歌变成英文字母的排列后，往往会变得索然无味。
主要原因非是翻译手段不够高明，而是来自文化与语言的双重阻隔。
所以，离开文化与语言背景，是不可能达成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通的。
为此，鲍瑟尔列出其所译杜甫的《春夜喜雨》及日本人小烟薰良（ShigeyoshiObata）英译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歌后指出，原诗中强烈的情感在译文中变得寡淡无味、模糊不清，原因即在于译者对作品的文化背景理解不够深入。
而纯粹描写自然的汉诗由于更加依赖形式，故而更具有抗译性，因为“形式”
无法被另一种语言所传达。
[194]由此，鲍瑟尔认为，应当关注汉字在汉诗效果彰显方面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鲍瑟尔认为，首先，西方诗歌强调的是诗句的音乐性，重视诗歌的节奏与格律。
因此，赏析拼音文字的诗歌不仅仅依靠阅读，更重要的是聆听，让诗歌的感情起伏、生命色彩随着元音辅音的交错、重音轻音的节奏呈现出来；其次，才是注重单词之间产生的联想力。
汉语也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并通过汉字的排列使得各诗行有着固定的旋律。
汉诗也押韵，但是，规则都是事先固定好的，韵脚也必须服从传统模式的老套路。
在这些精巧结构的限制下，诗人遣词用字的语音便很是匮乏，以至于难以具备悦耳的音乐性，不适合于朗诵，汉语词汇断音（staccato）的自然属性、固定的音步停顿（caesura）以及诗句跨行（e）的缺失决定了汉诗不是为音乐而生的。
[195]通过以上推理，鲍瑟尔得出汉诗缺乏音律美这一结论。
然而从其论述的目的看，则是为了进而凸显汉字的表意功能。
因此，鲍瑟尔认为，西人赏析汉诗的关键是在阅读，在于体会汉字所呈现出的审美意味，因为“表意文字所能衍生的联想力，其强度远非我们用拼音文字所能料想的。
在诗句中，并不存在组织字词的严格的语法结构（尤其当为了诗句的要求而牺牲语言逻辑的时候），每一个方块字互不链接，悬浮于读者视觉的汪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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