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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艺”
，清代学者在从理学返归经学的前提下，进而以小学（语言文字、音韵学等）、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为治经的主要手段，并将科学的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融合为一，与之相应，科学也开始作为经学的一个内在要素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这一转换过程，与明清之际西方科学的东渐彼此相关，它一方面从经学内部促进了具体科学的成长，并形成了附庸蔚为大国的独特学术格局；另一方面也使科学的价值地位得到了提升：作为经学的内在要素，文字、音韵、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已开始从“技”
，步入“道”
的领域。
这种演化过程似乎又蕴含着在另一重意义上承诺形而上学的趋向，事实上，清代学者便一再批评“但求名物，不求圣道”
[46]，即反对仅仅停留于实证研究，而未能进而把握普遍之道，这里已多少可以看到将名物训诂等实证研究与形而上追求沟通起来的意向；后者既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趋向前后相承，又预示了近代科学观念的变迁。
[1]（明）杨慎：《禅学俗学》，见《升庵全集》卷七十五。
[2]（明）杨慎：《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见《升庵全集》卷四十一。
[3]（明）杨慎：《答重庆太守刘嵩杨书》，见《升庵全集》卷六。
[4]（明）陈第：《尚书疏衍·自序》。
[5]（宋）朱熹：《大学章句·序》。
[6]（明）焦竑：《焦氏笔乘》，3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清）顾炎武：《与施愚山书》，见《亭林文集》卷三。
[8]（明）归有光：《送计博士序》，见《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九，2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清）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见《亭林文集》卷四。
[10]（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附跋。
[11]参见（清）黄宗羲：《万充宗墓志铭》，见《南雷文定》前集卷八。
[12]《通雅》提要，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九。
[13]（清）阮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见《揅经室二集》卷七。
[14]（清）戴震：《古经解钩沈序》，见《戴震集》，191—19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5]（清）戴震：《与某书》，见《戴震集》，1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6]（清）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见《揅经室二集》卷七。
[17]（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博杂》。
[18]（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沈枫墀论学》。
[19]（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20]（清）江声：《问学堂赠言》，见《孙渊如诗文集》卷四。
[21]（清）戴震：《毛郑诗考证》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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