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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技的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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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引入西方科学之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需要这些科学之日。
这一点，首先体现于历法领域。
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即元代的授时历）及回回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法误差渐大，已无法适应需要。
万历年间，钦天监的推算屡屡失误，已有改历之议。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运用当时传入的西方历法知识，却能获得比较准确的测算结果。
崇祯二年五月（1629年6月），钦天监以旧历（大统历、回回历）推测日食，但未能应验；徐光启以西法测算日食，却得到了证实。
这种情况表明，西方的历法知识在当时确有其优于旧法之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光启受命主持修改历法的工作，而修改历法的首要步骤，便是委托龙华民、邓玉函以及汤若望等耶稣会士翻译编集西方的天文学著作，著名的《崇祯历书》，便是这一工作的具体成果。
除了历法，火器制造亦是与西学关系较为密切者。
晚明边患日重，如何有效抵御外来侵扰，成为时代的重要问题之一，武器的改进也因此逐渐为朝野所关注。
西方的火器因其良好的性能而格外受到重视：“万历间，论兵器之制作者，无不称引其术。”
[1]徐光启、李之藻等都颇精于西洋火炮等器的制作。
徐光启的门人孙元化还以西法制炮数百门，用于戍边。
此外尚有治河、修水利，等等，亦皆为一时急务，而泰西之学如《测量法义》等往往被运用于此类工程。
不难看出，西学在以上实际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首先取得了“技”
的形式。
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明清之际的士人对西学的关注之点，最初也较多地指向“技”
这一层面。
明末王徵曾与邓玉函一起翻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对西洋的“器”
与“技”
赞叹不已。
在该书的译序中，王徵便一再流露出推崇之意：“诸奇妙器无不备具。
有用人力、物力者，有用风力、水力者，有用轮盘，有用关捩者，有用空虚，有即用重为力者。
种种妙用，令人心花开爽。”
[2]时人曾以“君子不器”
的传统观念批评王徵对“技艺”
的这种注重，王徵应之曰：
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
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3]
技与用相联系，它总是表现为达到和实现某种社会需要的手段。
由西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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