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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错。
技与学的这种历史联系，也制约着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在科学观念从技到学的提升中，多少可以看到向技与学交融的某种回复。
前文曾提及，与师夷之长技相应的，是近代工业的兴起。
随着从技到学的转换，对科学理论的引入、介绍、传播成为另一种时代景观。
首先应当一提的当然是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
从19世纪中期始，科学著作的译介便已陆续开始，但最初主要翻译的是一些与制器直接相关的实用性著作，如《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归约指》等。
19世纪后期，出现了有组织的译书机构，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介绍科学原理的译著逐渐增多，如京师同文馆便翻译出版了《格物入门》《化学指南》《格物测算》《化学阐原》等，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工作则更引人注目。
该馆自1871年开始出版译著，前后出书16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是关于近代各门科学的理论译著，数学方面有《代数学》《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等，物理学方面有《电学》《声学》《光学》等，化学方面有《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化学求数》《化学源流论》等，农业学方面有《农学理说》《农务全书》《农学津梁》等，医学方面有《内科理法》《西药大成》等。
此外还有天文学方面的《谈天》、地质学方面的《地学浅释》等，总之，数、理、化、农、医、天、地，几乎各门学科的理论都有所译介。
这些译著对人们系统地了解近代各门科学的原理，起了重要的作用。
科学著作的译介，更多地属学理的层面。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
19世纪70年代，上海创办了《格致汇编》。
这是一份具有科普性质的杂志，近代的著名化学家徐寿在《格致汇编·序》中指出：尽管翻译馆出版了不少科学译著，但“所虑者，僻处远方，购书非易，则门径且难骤得，何论乎升堂入室？急宜先从浅近者起手，渐积而至见闻广远，自能融会贯通矣。”
[22]就研究的角度言，“从浅近者起手”
，意味着对科学理论的把握，应由简而入繁、由易而至难；就科学的社会接受和认同言，它则涉及普及与启蒙的工作。
《格致汇编》的前12卷即以《格致略论》为主题，主要介绍了一些通俗的自然科学常识，内容涉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动物植物、人体结构等。
该杂志还设有问答栏目，解答各地读者提出的科学问题。
这一类杂志尽管在19世纪后半期不算很多，但它的问世，毕竟从一个方面表明：科学开始在较以前为广的社会范围中走向民众。
与科学普及的要求和趋向相呼应，一些洋务知识分子甚而提出了将科学与科举联系起来的设想。
在薛福成的以下思考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如乡会试兼考算学，则凡天学、地学、化学、电学、重学、热学、声学等皆可旁及，而总以算学为归。
算学书以《几何原本》为最要。
凡考得者先予记名，遇有修葺城郭、兴筑炮台、测量舆地、制造器械、操练水雷等事，则用之，似于大局必有裨益。
[23]
科举在当时仍是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上层（出仕）的重要途径，科举的内容，对教育、学术等发展，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当科学成为科举的考试科目时，举业教育便相应地将向科学敞开大门。
类似的看法亦见于其他洋务知识分子，如郑观应认为，科举中的文武二科虽可保留，但应增加新的内容，“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法，或富强之事。
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
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
如此变通推广，或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
[24]所谓转移世运，既意味着实现富国强兵，也包含着改变社会时尚之意（由仅仅关注制艺，扩及兼顾科技）。
尽管薛福成、郑观应辈所提出的设想还具有理想蓝图的性质，但这些蓝图的提出，本身也折射了时代思潮的某种变化。
作为观念的转换，从技的推重到学的认同，既在一个更为内在的层面推进了对科学价值的普遍肯定，也扩展了科学的作用范围。
19世纪中期以后，近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把格致之学视为制器强国的基础，而且将其与礼乐教化联系起来：
泰西各国学问，亦不一其途，举凡天文、地理、机器、历算、医、化、矿、重、光、热、声、电诸学，实试实验，确有把握，已不如空虚之谈。
而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
盖格致学者，事事求其实际，滴滴归其本源，发造化未泄之苞符，寻圣人不传之坠绪，譬如漆室幽暗而忽燃一灯，天地晦冥而皎然日出。
自有此学而凡兵农礼乐政刑教化，皆以格致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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