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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派在这方面无疑受到了实证论的洗礼。
当然，科学派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理解，乃是以科玄论战为其背景，这使它在侧重之点上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又并非完全重合。
如上所述，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玄学派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路似乎有所不同，其主要思维方向并不在于以哲学涵盖具体科学，而是强调二者之间各自的特殊性。
正是通过科学与哲学的划界，玄学派试图为形而上学（包括人生观）找到合法的立足之地。
玄学派的这种立场，使反玄学的科学派更多地突出了科学与哲学的统一性，并进而以科学的普遍制约性将玄学从其最后的领地中逐出。
由科学与哲学的划界，而走向二者的统一，无疑注意到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联系。
然而，科学派对科学与哲学统一性的肯定，其前提是科学的泛化与实证论化，如后文（第七章）将要详论的，这种出发点使科学派常常从确认科学与哲学的联系，引向哲学的科学化；在对人生观加以阐释时，这一趋向已开始表现出来。
科学派所追求的人生观，是所谓“科学的人生观”
，后者又以科学的态度为其核心：“依科学的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
[8]这里的科学态度，与研究物理现象、化学元素等所运用的方式与立场并无不同，它所处理的仅仅是事实与对象。
在人生观的这种科学化形式下，善、恶等价值的评价问题，亦往往被还原为科学的认知问题：“如果要能辨别善恶，来做行为的标准，必定要发达科学。”
[9]正是基于这种信念，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一再断言：“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
[10]从逻辑上看，人生过程总是以人生主体为其现实的承担者。
以人生观的科学化为前提，科学派对作为主体的“我”
亦作了相应的规定。
“我”
是什么？科学派作了如下界说：
“我”
是由于过去经验分子集合起来这些分子，无论如何集合，总要成一个“我”
。
在此意义之中我们也可以说经验是原质，“我”
是一种形式之存在。
不过这个形式的“我”
，和其他形式的东西，却是不同。
其他形式的东西（例如类之观念，关系之观念，参观联续和无限篇），永久存在，不依构成此形式的原质之增减而变迁。
此处所谓形式的“我”
，乃是随经验分子之增加而变迁的。
经验变迁不息，“我”
亦变迁不息，如果经验大致相同，则其所构成的“我”
，也是大致相同。
经验是器官的感触，“我”
就是这些感触之集合，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形而上的“我”
，可以脱离经验而存在。
[11]
休谟在论述其经验论原则时，曾把自我理解为相继或并存的知觉，并由此拒斥了所谓超验的“我”
，马赫、杜威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发挥，王星拱在其论著中便曾不止一次地引用马赫与杜威的话：“这个自己是什么呢？就是无限的个人经验和种类经验（即遗传性）之麇集，所以杜威说，‘自己是由过去的经验集合起来的’；马赫说，‘灵魂即自己也是可为破成碎块的。
’”
[12]科学派对“我”
的界定，大致上承了休谟以来的经验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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