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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强调科学与人生观之分，要求将科学从人生观之域剔除出去，在某种意义可以看作是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呼应；而从人生观的角度对科学的质疑，则同时意味着拒斥科学所象征的现代性（包括现代价值体系）。
从这一背景上看，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便具有了另一重意义。
与玄学派对科学的质难相对，科学派一开始便以科学辩护者的姿态出现。
科学派的重要人物胡适在论战中明确表明了这一立场：“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
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
[41]对胡适来说，为科学辩护，“这便是这一次‘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所以发生的动机”
[42]。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此以信仰科学表示对科学的认同，这就使其对科学的辩护具有了某种文化—价值观的意蕴：信仰不同于具体的接受某种观念，而是展开为从思维模式到价值取向的整个文化立场。
胡适从维护科学信仰的角度解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根源，亦表现了对论战之内在主题的自觉。
对科学派来说，如何建构合理的文化—价值体系，是科玄论战内含的更根本的问题。
丁文江在论战之后依然在对此加以反省：“中国今日社会的崩溃，完全由于大家丧失了旧的信仰，而没有新的信仰来替代的原故。”
[43]随着旧有的价值体系的失落，向传统的复归已无根据，出路何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在肯定科学的普遍意义的同时，总是渗入了追求与建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意向，而这种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又始终与现代性相联系：以科学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体现的实质上同时是文化的现代性（culturalmodernity）。
这样，我们便看到，在肯定科学具有“无上尊严”
的背后，乃是对现代性的维护，正是在这里，呈现出科学派提升并泛化科学的更为深沉的意义。
现代性，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价值形态下的现代性，当然亦有其自身的问题，它所包含的技术理性过强等偏向，常常亦引发了负面的历史后果，然而，对正在由前现代走向后现代转换的近代中国而言，现代性无疑又体现了某种新的历史发展趋向。
从后一方面看，较之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包括玄学派）由责难科学而消解现代性，科学派对现代性的维护，似乎又更多地展示了合乎历史演进方向的时代意识。
[1]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载《努力周报》，第49期，1923-04-22。
[2]唐钺：《心理现象与因果律》，见《科学与人生观》，21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3]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论张君劢的〈人生观〉》，载《努力周报》，第49期，1923-04-22。
[4]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论张君劢的〈人生观〉》，载《努力周报》，第49期，1923-04-22。
[5]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载《学灯》，1923-06-02。
[6]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载《努力周报》，第57期，1923-06-17。
[7]吴稚辉：《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续4卷3号）》，载《太平洋》，第4卷，第5号，1924。
[8]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载《晨报副刊》，第177号，1923。
[9]王星拱：《科学的起源和效果》，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
[10]唐钺：《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见《科学与人生观》，32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1]王星拱：《科学与伦理》，见《科学概论》，276—27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2]王星拱：《环境改造之哲学观》，载《哲学》，第2期，1921。
[13]王星拱：《科学方法论·引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
[14]张君劢：《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3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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