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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必“仪刑”
（效法）西方，在学术上，中国的历史学也超过他国。
正是基于这些看法，章氏反对运用地下考古实物以证史。
相形之下，王国维开始将引入西学与反省传统统一起来，并由此在科学方法上对近代西学与传统中学作了会通，从而扬弃了严、章之弊。
正是通过如上的结合与沟通，王国维在史学研究中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
郭沫若曾说：“他（王国维——引者）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
[23]这确系中肯的评价。
与注重逻辑分析相联系，王国维反对停留于混沌的经验。
在他看来，经验总是有限的：“经验之为物，固非有普遍及必然之确实性者也，天下大矣，人类众矣，其为吾人所经验者，不过亿兆中之一耳。”
[24]正由于经验缺乏普遍必然性，因而单凭经验归纳而不运用抽象思维，便难以使对象真正进入认识之域。
反之，如果仅仅强调抽象推绎，同样也容易偏离事实：“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
[25]这里的抽象之过，主要是指脱离实际对象的思辨推绎。
如果说，对执着于经验归纳的批评，多少涉及传统哲学忽视形式逻辑的偏向，那么，否定抽象之过，则意味着反对将演绎逻辑绝对化。
正是基于如上看法，王国维对科学的治学方法作了如下概括：“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
[26]此所谓全，大致相当于普遍与一般，曲则对应于特殊与个别。
从方法论的内在环节看，由全而知曲，致曲而知全，既指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又指归纳与演绎的结合；而从中学与西学的会通看，其中又蕴含着西方近代逻辑方法与乾嘉学派会通其例与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思想的沟通。
历史地看，近代形态的科学方法主要是从西方引入的，作为一种外来的观念系统，它不仅需要在内在环节上确证自身的合理性，而且面临着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如何被接受的问题，后者便涉及西方的方法论思想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沟通问题。
王国维以其开放的学术心态，比较自觉地注意到了上述问题；而他的二重证据法，他对乾嘉学派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相通性的肯定，则既可以看作是传统方法的近代转换，又可以视为从不同的方面为近代科学方法寻找传统的根据。
如果说，对科学方法相关程序、环节的规定和阐释更多地从内在的方面体现了理性化的追求，那么，近代科学方法与传统方法的沟通，则力图从广义的文化背景上，赋予近代的科学方法以某种合法性。
当然，在王国维那里，除了近代科学方法之外，他所推崇的实证论还具有另一重要意义。
实证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固然一开始便与近代的实证科学（包括实证科学方法）有着历史与理论上的联系，但在对科学的本质及科学方法基础的理解上，却又深深地浸染着经验论及现象主义的原则，后者同样也影响着王国维：在实证论的形式下，王国维既引入了西方的科学方法，并将其与传统方法作了种种沟通，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作了经验论与现象主义的理解。
实证论的现象主义倾向首先表现为反形而上学的立场，王国维在接受实证论时，同样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他曾对超验的存在提出了质疑：
古今东西之哲学往往以“有”
为有一种之实在性。
在我中国则谓之曰太极、曰玄、曰道，在西洋则谓之曰神，及传衍愈久，遂以为一自证之事实而若无待根究者。
此正柏庚（培根）所谓“种落之偶像”
，汗德（康德）所谓“先天之幻影”
，人而不求真理则已，人而唯真理之是求，则此等谬误不可不深察而明辨之也。
[27]
与批评中西传统哲学中的超验倾向相应，王氏对理的形而上学也提出了责难：“要之，以理为有形而上学之意义者，与《周易》及毕达哥拉斯派以数为有形而上学之意义同，自今日视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
[28]这种责难无疑包含着对传统思辨哲学的否定，因而在理论上并非毫无意义。
但是，由批评形而上学，王国维又把理完全划归主观之域：“理者，主观上之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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