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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
，郑观应的以上看法则由“器”
及制器之“技”
，提升到“学”
（光学、电学等）这一层面：以技制器的前提，在于通过格物致知而达到理论形态的认识。
由技到学的进展，当然并非仅见于个别思想家，19世纪中期以后，技源于学逐渐成为洋务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
与郑观应同时代的薛福成，亦曾表述了和郑观应相近的观点：“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
[18]这里既涉及西方的工商体制，亦包括制造工艺，而二者都奠基于“学”
之上。
西方既如此，中国也不能例外：
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
讲求之说，不外二端，以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而已。
格致如化学、光学、重学、声学、电学、植物学、测算学，所包者广。
[19]
此所谓的格致，主要是理论形态的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器”
与“学”
二者之间，后者已被视为更为主导的方面。
相对于师夷之长技与船炮的仿制，格致为基、机器为辅无疑展示了一种新的视域。
除了一般地肯定格致之学对器技的本源意义外，这一时期的洋务知识分子还对格致之学本身作了具体的考察，并特别强调了数学在制器中的作用。
李善兰在分析西方所以强盛的原因时指出：“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
[20]近代科学的发展，与数学原理和数学方法的普遍运用有着内在的联系，科学对制器过程的制约，也总是渗入了数学的作用。
李善兰以算数明为制器精之根源，无疑从一个方面注意到了近代科学的特点。
李是数学家，他对数学作用的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出于数学家的敏感。
当然，对科学特点的以上理解，并不仅限于数学家，在其他洋务知识分子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论点。
如冯桂芬便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
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
[21]这里的西学，主要指科学；对科学的这种认识，已开始切入较为深层的内核。
如前所述，在器与技的层面，科学的价值主要以外在的形式得到展示；以数学、电学、光学等为存在方式的格致之学，则开始取得理论的形态。
从师夷长技到格致为基、机器为辅，对科学的认识已超越了器与技，而走向了学与理。
作为理论形态的存在，科学已不再仅仅附着于有形的器，而是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
它为科学的价值在观念层面得到认同与提升，提供了历史和逻辑的前提。
从技到学这一认识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再现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的思维历程，但二者的历史背景却又并不相同：19世纪的视域转换，乃是以自强图存和走向近代为其动因。
同时，晚清对格致之学的注重，在逻辑上表现为清代“以技治经”
及“以技制夷”
的历史延续。
从内涵上看，以技治经之中的“技”
，本来便已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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