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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国无不富而兵无不强，利无不兴而弊无不剔。
[25]
写下这段话的王佐才是格致书院的学生，以上引文录自1886年格致书院考课的答卷。
格致书院建立于19世纪70年代初，1879年开始招收学生，其学习科目中近代科学占了主要的比重。
王佐才的以上答卷所回答的题目是：“中国近日讲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
王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简要的概括为：讲富强之术，当以格致之学（科学）为先。
值得注意的是，王佐才在论述中把格致之学视为一切学问的统一体，它不仅构成了耕战（兵农）的基础，而且制约着礼乐教化。
相对于制器、耕战，礼乐教化已涉及一般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行为模式；在格致之学与礼乐教化的如上沟通中，似乎可以看到科学向社会各个层面渗入的趋向。
科学的地位，由此亦被提到相当高的程度。
作为格致书院的普通学生，王佐才对格致之学作用的以上认识，亦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知识界对科学的一般看法。
事实上，与王佐才相近的观点亦见于其他洋务知识分子，包括有相当成就的科学家。
著名化学家徐寿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便指出：
格致之学，大之可跻治平，小之可通艺术，是诚尽人所宜讲，求今日所当急务也。
[26]
如果说，王佐才以格致之学为礼乐教化之基，多少流露了青年学子对科学的某种情感认同，那么，徐寿则是以科学家的深思熟虑，肯定了科学的普遍制约作用。
在传统思想中，治国平天下更多地与经学相联系，魏源所谓以经术为治术，便上接了这一传统。
徐寿要求以格致之学跻治平，似乎使科学获得了“经学”
的意义，而科学的社会功能，亦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与格致之学的如上提升相应，科学开始向道趋近。
在比较中西学术时，郑观应指出：“盖我（中）务其本，彼（西）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
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
秦、汉以还，中原板**，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
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
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
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
[27]征于实，是近代格致之学的特点，虚则涉及形而上的义理。
按传统的道器之辨，道是形而上者，属虚；器则是形而下者，属实。
但在郑观应看来，实之中亦包含道，从而，征于实的格致之学，亦开始向道靠拢。
尽管郑观应在此仍以本末论虚（义理之学）实（格致之学），但他肯定虚实道器之合，反对二者之分，无疑对格致之学与道作了某种沟通。
类似的观点亦常常从其他洋务知识分子中流露出来。
薛福成在肯定“技”
基于学的同时，又进一步将格致之学与道联系起来：“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
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之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
[28]作为器、技之源，格致之学所指向的，是外部世界普遍必然之理；就其内容的普遍、客观而言，格致之学亦具有道的性质。
尽管薛福成在此主要强调了格致之学的普遍性，反对将其归结为西方的专利，但以格致之学为“天地间公共之道”
，无疑又体现了对科学的理解由“技”
到“道”
的演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已不仅仅基于对科学外在作用的认识，而且亦以科学本身的内在品格（普遍必然性）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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