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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联系，王国维对材料的发掘运用予以了特别的关注，除了甲骨、金石外，王国维对其他实物形态的材料也极为注重：“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往昔。
此外，如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之数者，其数量之多，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考经证史。”
[30]在古史研究中，王国维运用的材料之广、考辨之深入，往往为前人所不及。
通过材料的扩展和考释以求其真的这种研究路向，确乎体现了实证化的科学范式。
与实证的研究相联系，从总体上看，王国维所追求的真，主要指向具体的事实领域。
以二重证据为手段，王国维对殷周历史、西北地理、蒙古史与元史等作了广泛而扎实的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然而，这种研究基本上都没有超出事实考辨之域。
以王国维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而言，此书以殷墟卜辞考史，证实《史记》所载殷代世系确有根据，在史学研究中实属创举，并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含义。
甲骨中的卜辞固然早已发现，但可以说直到此时，它对历史研究的价值才真正显示出来。
不过，从具体的内容看，这种历史考察的价值，主要不外乎史事的澄清。
如殷代高祖王是否实有其人，在历史上一直是个悬案。
王国维在卜辞研究中发现了王亥之名，并考证出此人且被奉为高祖，从而为王亥的存在提供了原始的材料。
然后，又进一步考察文献材料：《山海经·大荒东经》已有关于王亥的记载，《世本》王亥作王，《帝系篇》王亥作王核，《楚辞·天问》亥作该，《汉书·古今人表》作垓；核、该、垓皆亥之通假字。
《史记·殷本纪》及《史记·三代世表》两处王亥皆作王振，振与核、垓二字形近而讹。
经过文献记载与甲骨卜辞的这种互证，王亥作为历史人物，其存在就得到了确认，它对具体地了解殷代的世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运用二重证据法所进行的这种考证，在考察的严密性等方面，无疑近于实证科学的研究；同样，与实证研究一致，它所解决的问题，也主要是事实的确证。
即使是史论性的著作，如《殷周制度论》，亦仍以事实的辨析为主题。
《殷周制度论》是20世纪初的史学名著，在该文中，王国维开宗明义即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政治、文化的讨论，似乎属宏观的理论题目，但王国维在此文中所作的主要工作，是论证以下三个观点：“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二曰庙数之制。
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31]立子立嫡、庙数、同姓不婚都属于具体的历史事实，王国维以卜辞研究的成果，着力论证殷代制度“以弟及为主而子继辅之”
，直到周代才出现了立子立嫡制，等等，所着重的，首先是以上史实的考定。
尽管这种考订亦涉及重要的理论问题，但与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相似，它在总体上更倾向于实证的研究。
[32]
王国维以渗入了实证科学精神的二重证据法为工具，开辟了古史新证的研究方向。
如果说，在疑古派那里，科学的信念主要转化为一种理性的评判精神，并由此而为解构传统的古史系统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价值系统提供了价值观的支持，那么，在王国维那里，科学的观念似乎主要具体化为一种方法论中的确信：运用科学的方法，便可以再现历史事实之真；前者较多地从价值观的层面认同科学，后者则以趋近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式表现了对科学的信念，二者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科学在史学领域的主导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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