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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
[11]从顾颉刚对古史的考辨中，我们不难看到清代学者无证不信、严于求是的治学原则对他的影响。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之所以为顾颉刚所注重，首先在于这种方法体现了科学的精神。
也正是基于科学的精神，顾颉刚在肯定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同时，又批评清代学者往往“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
，亦即未能完全以科学的态度打破传统的信仰。
对顾颉刚来说，清代学者治学方法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主要便是一种实证的观念。
顾颉刚早年曾对宇宙人生的问题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希望通过哲学的研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惑；其大学时主修的专业，便是哲学。
但后来逐渐意识到，用尽人类的理智，固然可以知道许多事物的真相，但所知道的也只是很浅近的一点，而非全宇宙。
形而上的玄想（所谓“与造物者游”
），不及“科学家的凭了实证”
去研究具体的对象。
[12]这里已表现出注重实证研究、疏离形上思辨的趋向。
顾颉刚后来自称“也算得受过科学的洗礼”
，此所谓洗礼，首先体现于科学方法的层面。
顾颉刚所理解的科学方法，更多地与归纳相联系，在他看来，“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
[13]；实证的研究无非是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归纳以获得某种假设，然后以新的经验材料（证据）去修正完善这种假设，使之逐渐近真。
归纳—实证的科学研究程序在古史辨中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顾颉刚便一再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国故”
，并认为尽管其治史过程已具体地运用了这种科学方法，但仍需进一步向科学化的理想之境努力：“我很想得到些闲暇，把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弘纲细则根本地审量一下，更将这审量的结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严格的批判，使得我真能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而不仅仅是标榜一句空话。”
[14]不难看到，自觉而完备地运用科学方法，构成了顾颉刚真诚的追求；疑古思潮的展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上述科学追求的逻辑结果。
这种科学的追求，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展示了科学主义的立场。
事实上，顾颉刚往往将历史考察中的辨伪，视为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认为对伪书伪史“须经过一番化学的分析工夫”
[15]。
这里确乎亦可看到科学的某种泛化。
就具体的历史研究而言，顾颉刚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假说。
这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
作为历史观，其内容包括前文曾提到的几个方面：其一，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其二，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其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16]至于它的方法论内涵，胡适曾做了如下概括：首先，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其次，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再次，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训，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最后，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17]无论是历史观，抑或历史方法，其中都蕴含着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亦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
[18]古史辨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也在于疏通历史的源流。
疑古派的历史主义原则在胡适那里得到了较为自觉的表述。
胡适在古史讨论中一开始便站在疑古派的立场之上，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辨析方面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看法，但在方法论上却俨然被奉为立法者。
古史辨的主将顾颉刚曾说：“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
[19]顾颉刚的历史观念，同样主要源自胡适。
作为疑古方法的主要奠基者，胡适对历史方法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并作了多方面的论述。
按照胡适的理解，历史方法固然古已有之，但近代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原则，却有其科学的依据，这种科学依据便是进化论：
进化观念在哲学上运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
（TheGe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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