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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下来的第二卷、第三卷就开始困难重重，特别是第二卷，山东师大的赵家骥教授负责的部分，由于其中一位执笔人因故拖延很久，最终也未能完成承担部分，只好重新组织力量，补上这部分。
第二卷的稿子统稿结束，已经是1986年的5月份，当时第三卷的统稿还在紧张进行中。
为了实事求是，我们在第二卷的前言中对出版规划“悄然”
作了修订，“全书准备用三年时间，至1988年全部出齐。”
①
在全书启动之初，鉴于老先生们年事已高，编委会决定，“在主编指导下，由李国钧、王炳照负责全书的统稿定稿工作”
。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在毛先生、沈先生指导下，我和国钧将稿子交换看过，将稿子里存在的问题、修改建议一一列出来，在连同原稿一起交给主编来看，然后再交给作者继续修改，可能是我们比较认真，大多数建议都被毛先生、沈先生他们认可了。
从第二卷开始，两位老先生便不大过问稿子的具体细节。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点问题，由于不少执笔人都是年长于我和国钧同志，是我们的“学长”
“师兄”
，难免出现不同见解。
就曾有人拍着桌子，说“王炳照你把我的精华都改没了”
，还告到了毛先生那里去。
毛先生还专门把我找去，说他仔细看过了原稿，支持我的看法，并已经给作者做过解释，说这些意见都是他的意思，王炳照只是转告而已。
在毛先生的授意下，我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工作果然顺利了不少，大家合作很愉快。
由于编写《中国教育通史》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尝试，在第一卷定稿前，我们还专门邀请了历史系的白寿彝先生、何兹全先生，中文系的黄药眠先生、启功先生等，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他们对书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启功先生还欣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1985年4月第一卷正式付梓，出版发行。
出版后，受到国家教育委员会有关部门的重视，何东昌同志对我们的设想很感兴趣，专门提出要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历史的研究，全书正式列入了“七五”
期间《高等学校教育类专业教材编写计划》，教育史界的同行们也对该书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对于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中国教育通史》的“前言”
部分阐述了编写通史的相关理论。
第一，对待中国教育遗产的应有态度。
中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经验和优良传统，包括失败的教训，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毋庸讳言，中国教育史上也有封建的、殖民主义的陈旧腐朽的东西，理应严肃地批判，认真地加以清除。
但就中国教育发展史的总体情况来看，其仍然是精华胜过糟粕，光明大于黑暗，进步多于落后。
因此，对中国教育史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的态度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
第二，编写《中国教育通史》的指导原则和根本出发点。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史，是客观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这是我们编写这部《中国教育通史》的指导原则和根本出发点。
第三，编写《中国教育通史》的原则、目的和作用。
编写《中国教育通史》，我们将力求在充分占有史料和深入钻研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史论结合，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充分体现教育史的专史特点，通过中国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探索近百年来教育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判别精华与糟粕，发扬优良传统，清除陈腐守旧的陋习，以便古为今用，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必要的条件，
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研究和学习中国教育史的作用。
研究和学习中国教育史必将大大激发人们，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增强历史责任感，尽全力为社会和人民服务，这也正是
我们竭诚期冀的。
《中国教育通史》共分为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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