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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不是文化史，不是经济史，甚至不是教育思想史。
至于教育家是不是可以多讲，你们研究。
第三，要掌握材料，分析研究。
应该很好地展开讨论，百家争鸣。
如果达不到一致意见，写的时候还可以保留。
第四，写出来可以叫中国古代教育史讲授提纲。
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系统内试用，不公开发行，一面使用一面提意见修改。
（二）历史学家座谈会
1961年6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召集专家召开了针对《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编写的座谈会。
参与会议的专家有吕振羽、侯外庐、黎澍、贺昌群、陈乐奎、邱汉生、吴晗、何兹全、白寿彝、林砺儒、尹达、翦伯赞、金灿然、范文澜等，其中范文澜、翦伯赞、林砺儒、金灿然、邱汉生等人在会上发言。
座谈会的主要议题为中国教育史的基本线索、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评价、教育史的中心问题、教育家的选择等。
教育专业组座谈会和历史学家座谈会之后，“大家还是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即以儒家教育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主线。
因为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教育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我们在教育史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要把儒家思想与教育特点结合起来看，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重纲常、重道德。
体现在教育上，就是政教不分，宗教不能控制教育，教育有非宗教性；养士权利逐步集中，范围逐步扩大；内容以儒学为主，实质上是儒家教育。
我们在教材中谈儒家思想要有一个出发点，即儒家思想离不开孔子，也不能限于孔子。
孔子要解决的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以明人伦作为永恒的道德。
中国教育的特点是伦常化的等级教育，对本阶级是养士，对人民是教化”
①。
三、《关于外国教育史问题》
《关于外国教育史问题》是曹孚1963年6月20日在吉林师范大学（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关于外国教育史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
所关注的教育史问题为：外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方向与方法；关于编写外国教育史的情况；新编外国教育史在结构上有何变化；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如何处理；关于外国教育史怎样反映教育的规律性和反映了哪些教育规律问题；外国教育史的教学目的和任务等方面的内容。
首先，作者认为外国教育史研究应以问题为纲，即问题式的教育史。
教育史的研究应该为教育学服务，为中国教育建设服务；应该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其次，我们要编写一部具有中国特点的外国教育史，就需要在材料上超过苏联康斯坦丁诺夫等编写的教育史，在观点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具体来说，我们在学习苏联编写的教育史的同时，还需要向具有中国特点的方向努力。
即突出阶级观点，注意历史主义，初步地以问题为纲，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此外，在具体结构方面：一是要增加东方教育史；二是删减古代部分；三是要增加教育制度部分。
再次，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为：用思想说明制度，用制度说明思想。
具体来说：一是思想资料的取材应选择对当代或后代有影响的部分；二是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影响要仔细去找。
最后，教育史中的规律是指教育事业如何发展、如何演变的规律，以及教育思想如何发展、如何演变的规律，不是指实际教育工作的规律。
具体来说：一是刻画出教育发展的线索；二是阐明教育史上的事件的因果关系；三是找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我们在外国教育史发展过程中需要掌握的规律有：资本主义教育的两重性；矛盾的转化规律；关于教育的功能，也就是教育在政治、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反映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
此外，还有先抓扫盲，或先搞普及教育，或两者并举，都能找出规律等。
总之，从《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到《关于外国教育史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曹孚对于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工作者自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开拓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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