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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来讲，这样的研究也非常不容易。
①
虽然“唯物、唯心”
的标准，“阶级斗争”
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20世纪60年代教育史教材对待教育问题的学术态度，但是，“这些从整体上体现了教育史学界五六十年代最高水平的教材和著作，有的沿用到90年代初，有的则在较短时期后即被新编写的教材取代，它们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和时代痕迹，但大致而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10年，上述教材和著述在培养人才和提供学科体系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②。
二、20世纪80年代教育史教材的纂写规划
教育史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是教育史学科实现思想解放、复归本位的重要学术实践。
在遵照1978年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精神，跨年代出版20世纪60年代教育史教材的基础上，重新谋划新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和外国教育史教材，克服苏联教材模式的消极影响，并对过去教材的政治化、哲学化倾向和非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编写符合时代特点的新教材，就成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史学科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1979年至1981年，滕大春教授和吴式颖、姜文闵教授在60年代曹孚教授外国教育史自主教材编写工作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完全由我国外国教育史专家自主编写的第一部教材《外国古代教育史》。”
③
曹孚、滕大春、吴式颖、姜文闵编的《外国古代教育史》在“编者说明”
①（1981年3月15日）中对编写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1962年秋，中央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建立《外国教育史》编写组，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曹孚同志任主编。
历经余年，曾制定了全书编写提纲②，并进行分章撰写，已成稿者多属古代部分。
其后，因故中断十数年之久。
本书是近两年来在原编写组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完成的。
按照原定计划，外国教育史全书包括古代、近代、现代三部分。
由于当前急切需要，现先将古代部分修改问世，供高等师范院校教学参考之用，也充教育史钻研者的读物。
本书的第三、四、九、十各章系曹孚同志遗稿；第一、二、七各章由河北大学教育系滕大春同志执笔；第六、八、十一各章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吴式颖同志执笔；第五章由河北大学教育系姜文闵同志执笔。
曹孚同志是本书原主编人，在十年动乱期间不幸逝世。
粉碎“四人帮”
以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与河北大学教育系征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领导的同意，继续组织编写工作，由滕大春同志任主编，姜文闵同志协助做一些修改与文字整理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马骥雄同志，曾参加编写组的工作，虽未承担古代部分执笔任务，却在讨论提纲和各章内容时提出了宝贵意见。
《外国古代教育史》编写提纲，是以曹孚为代表的外国教育史工作者，在学习苏联教育史编写模式基础上制定和完成的，虽然从某些方面还能看到苏联教育史模式的影响，但却开启了外国教育史工作者尝试探索独立自主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先河。
“优点是打破了以西欧为中心的旧传统，‘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占有一定的分量，‘拜占庭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地位，还增设了‘日本的古代教育’”
，“由于过去讲外国教育史以西欧为中心，‘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讲得非常简略，也不讲‘拜占庭的教育’，在曹孚、滕大春等老前辈带领下完成的这本《外国古代教育史》克服了这一缺点。”
①《外国古代教育史》在外国教育史学科乃至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此。
我们再来重温体现中国学者自主学术探索的外国古代教育史体系。
之后，《外国近代教育史》（滕大春，1989年），《外国现代教育史》（赵祥麟，1987年）和《外国现代教育史》（吴式颖，1997年）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我国逐步形成了关于外国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研究的断代史方面的系列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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