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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两相并重：教育思想研究与教育制度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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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之一：教育通史研究
教育思想史研究和教育制度史研究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教育史学界就是从对教育通史的研究来展开教育思想研究和教育制度研究的。
同样，教育通史研究也是进行教育思想研究和教育制度研究的重要方式。
在新中国教育史学发展的探索阶段，无论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还是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都编撰出版了具有代表性的教育通史著作，可视作本阶段关于教育思想研究和教育制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
（一）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
《中国教育通史》“前言”
①中指出，编写一部《中国教育通史》在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还是第一次，原来全国教育史学界分别编写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以及各种专题教育史，为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科研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今日，我们仍然需要更深入地进行断代的、专题的研究。
当前，能有一部通史，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全貌，把握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总的特点，探索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该书的编写，算是一次初步的尝试。
《中国教育通史》正是中国教育史学界第一次以通史的形式编撰的第一部中国教育通史性的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性价值。
《王炳照口述史》一书中对《中国教育通史》的编撰过程有较为生动的描述。
②
早在1979年，中国教育学会成立时，毛礼锐、沈灌群等先生就提出组织力量《中国教育通史》的建议，但老先生们大多年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
，极需要年富力强而有较强组织能力的科研梯队的加入。
毛先生多次对我讲，“应该有一部通史，对于了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全貌，把握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总的特点，探索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还说北师大教育系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毕业生，分散各地，应该找机会组织起来干一点事情。
1983年初，山东教育出版社计划出一套能反映国内较高水平的教育史著作，他们通过韩达同志找到了毛先生，毛先生连连说是“好事情”
，组织力量编纂大部头的《中国教育通史》就这样定了下来。
随后一次学术年会上，毛先生利用开会之机，和一群“青年学者”
（实际大多已四五十岁）交流了思想，大家都积极响应。
就这样，阎国华、李国钧、孙培青、郭令吾、赵一民、赵家骥、梅汝莉、罗佐才、谭佛佑、陈德安、吴玉琦等被组织起来，这些人，大多是北师大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的毕业生，我大多熟悉，自然而然承担了外联任务。
在开会讨论中，感觉华东师大应该有个老先生出来共同主持这个事情，以便利于组稿、通稿，经过商议，大家都认为沈灌群先生最合适。
当毛先生和沈先生沟通这件事情，沈老一口答应，参照北师大这边的“组织模式”
，李国钧作为助手，协助沈先生编写《中国教育通史》，1984年正式启动。
随后，在韩达同志的组织协助下，编写组在济南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会上，编辑委员会成立，韩达担任副主任，确定了《中国教育通史》由毛礼锐、沈灌群先生担任主编，时段横贯整个中国教育发展史，这次会议持续开了两天半，确定了大致分卷，拟分为五卷，第一卷为先秦时期的教育，第二卷为秦汉至隋唐时期，第三卷为宋元明清时期的教育，第四卷为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第五卷为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会上，有人提出，既然是通史，理应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五年来的历史，大家都认为提议好，但鉴于一时难以找到合适执笔人，需要等待时机。
每卷专人分工执笔，大概确定了各卷的执笔人，要求大家用一年至两年的时间完成初稿，先秦时期的那一段要加快速度，争取一年完稿。
我和国钧分别担任主编助手，协助统稿定稿工作。
我们没有编撰卷帙浩大通史的经验，从第一卷1985年出版，到第六卷1989年与读者见面，其中经历了重重困难，我们常开玩笑讲“可以写一部玄奘取经了”
。
各执笔人分散全国各地，不断有新人加入，分属于不同的院校、研究所，且不说书稿要如何统一风格、统一体例，但说催稿就是一件特别让人头疼不已的事情，再遇上一催再催上来的稿子基本不能用，或最后期限被告知稿子没有写出来的情况，那更是苦不堪言。
按照要求，第一卷初稿要在1984年四月份完成，稿子全部上来，是1984年七八月的事情，这还算比较顺利，所以我们在1984年10月为第一卷出版撰写的前言中，满怀信心作了规划，“全书准备用三年时间，至1987年全部出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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