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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的，但这里有个前提：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是与强大的势不两立的对手竞争，或者对方根本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放虎归山后可能反伤自己，那么就一定要能狠下心，莫存妇人之仁。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自视爵高位显，便想取代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趁齐国内乱，他帮助太子昭当上了齐国的国君。
这一下他自认为宋国真的强大得不得了了，竟不自量力地摆起了霸主的架子。
然而，在一切凭实力说话的那个时代，众诸侯哪里可能买他的账。
宋襄公见诸侯不买自己这个“霸主”
的账，便想借助楚齐的威力压服众诸侯，然后再借诸侯之力压服强楚。
宋襄公派人重贿楚国，约定次年春会盟于齐国的盂上之地，齐孝公因为是靠宋襄公的帮助上台的，只好答应按时到会。
会盟期到，宋襄公的弟弟目夷建议宋襄公带些军队前往，不要对强楚掉以轻心。
宋襄公为了表示自己很讲“信义”
，不仅不听目夷的话，还怕目夷在他走后暗地里派兵前往护驾，便带着目夷一同赴会。
令宋襄公万万没想到的是，早就有图霸之心的楚国竟然兵围盟坛，俘虏了宋襄公，并且挟宋襄公向宋国攻来。
好在目夷已趁乱从盂上逃回宋国，并且抓紧进行了布置，睢阳城已做好了抗楚的准备。
当楚军大兵压境之时，目夷继任宋国国君，本来视宋襄公为奇货，一心想拿宋襄公要挟宋国的楚王大为恼火，下令攻城，结果连攻了三天，也没攻下来，楚王无奈，只好撤兵放人，宋国免除了灭国之危。
按说，由于宋襄公的愚蠢，宋国差点儿被毁，特别是当宋襄公身陷囹圄、国势危难之时，目夷毅然挑起捍卫国土的重任，就任国君之位，以他出色的才智和勇敢，粉碎了楚国吞并宋国的阴谋，就应该心安理得地把这个国君当下去，可才智出众的目夷脸不厚心不黑，当听说宋襄公被释放后，马上派人把宋襄公接回宋国，仍旧让宋襄公当宋国的国君，自己重居臣位。
从厚黑学的角度来看，目夷的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因为目夷当国君对宋国来说，比宋襄公要有利得多，可他竟然为了自己的“名声”
和面子，而不顾国家之利，让一个满口空讲“仁义道德”
的家伙执掌国家大权，从而埋下了大败的隐患。
盂上之盟，宋襄公因固执地要对强楚大行仁义，而被楚王嘲笑戏弄了一番，险些国**亡，按理说此后他应该学得乖一点儿了，可他依然坚持在不该讲仁义的地方大讲仁义，结果吃了更大的亏。
公元前638年3月，仍在做着霸主美梦的宋襄公因无法忍受郑文公尊楚的行为，于是便不顾双方的实际情况，贸然兴兵伐郑。
宋军攻郑，楚国岂能袖手旁观？楚王派成得臣为大将、斗勃为副将向宋国杀去。
宋襄公与司马子鱼紧急研究对策，司马子鱼问宋襄公靠什么取胜，宋襄公回答说：“宋国虽然兵甲不足，但仁义有余。
从前武王只有三千猛士，却战胜了殷纣王的上万军队，靠的完全是仁义。”
于是，宋襄公在战书的末尾批上十一月初一，双方在泓阳交战。
又命令制作一面大旗插在大车上，旗上写着“仁义”
两个大字。
司马子鱼暗暗叫苦不迭，私下里对乐仆伊说：“战争本来就是谋略的运用与厮杀，如今却说仁义，我不知道我们国君的仁义在什么地方啊？上天夺去了国君的灵魂，我认为已经很危险了！
我们一定要小心行事，不使国家灭亡就万幸了。”
成得臣率楚军在泓水岸北驻扎，大将斗勃请令说：“我军应五更时渡河，以防宋兵布好战阵攻击我军。”
成得臣一笑说：“宋襄公做事迂腐至极，一点不懂兵法。
我军早渡河早交战，晚渡河晚交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天亮以后，楚军才陆续开始渡河。
司马子鱼请宋襄公下令出击，并说：“楚军在天亮才渡河，过于轻敌。
我们应该趁他们没渡完，冲上前去厮杀，是以我们全军攻击他们的部分，如果让他们全部渡过河来，楚兵多我军少，恐怕不能得胜，您看怎样？”
宋襄公指着那面“仁义”
大旗说：“你看见‘仁义’这两个字了吗？我堂堂正义之师，岂有趁敌军渡一半而出击的道理？”
司马子鱼又暗暗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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