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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体现的是现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讲究的是科学与民主，弘扬的是法治思想和社会正义。
作品中的私家侦探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他是现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试图在当下法律规范下建立公平与正义，以实现个体的价值与理想，本质上从属于“民间立场”
。
而公案小说呈现的是政治的伦理和道义上的因果关系，体现了一种在王权统治之下的群体思想，不论是包公、于公还是狄公，他们对于现存意识形态都带有先天的维护意识，本质上从属于“官方立场”
。
三
西方侦探小说大规模的引入，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打造了绝佳的模板，而传统公案小说的伦理价值则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两种各具特色的文类催化下，作家们的创作意识被激活，他们开始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创作。
当然，借鉴并非只是机械的模仿，这里面隐藏着侦探小说作家在遭遇中西两种文学观念时的艰难抉择。
不可否认，最初的侦探小说作者基本上都是“旧式文人”
，他们大多以写言情小说起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极力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
在经历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
与“对话”
中，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逐渐领会并有选择地“拷贝”
西方侦探小说，最终形成有中国风味的侦探小说。
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是1901年由剑铓创作的《梦里侦探》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示，剑铓创作的《梦里侦探》发表在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上。
《启蒙通俗报》于1901年由傅樵村在成都创刊，1906年改为《通俗日报》。
笔者查阅了国内多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均未发现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现存文献只查到1903年后的《启蒙通俗报》及更名后的《通俗日报》，未见剑铓创作的《梦里侦探》。
因此，对《梦里侦探》是否有此作存有疑虑。
，至1904年以后，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才有所发展。
1905年，《江苏白话报》第一期刊载了由挽澜创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
同年，《广益丛报》第六十五号刊载了冷血（陈景韩）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
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
1907年，《月月小说》第七号刊载了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
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十一号刊载了黄翠凝的《猴刺客》，该作品是目前能见到的早期比较成熟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
这是张坤德首次译介福尔摩斯探案十余年后，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
这一方面是因为侦探小说文体太先锋，叙述内容太丰富，逻辑要求太严谨，而使众多意欲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望而却步。
侦探小说的写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备文学的素养，还应兼备文学之外的诸多知识，比如逻辑学、心理学、犯罪学、化学、医学等。
另一方面，在于作家的价值趋向。
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受制于自身的文化背景。
中西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趋向，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注重以社会为主动、个人为受动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秩序，西方文化属科学型文化，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引出的社会结构。
侦探小说作家对法律的诉求、对科学的期盼、对正义的瞩望都带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挣脱伦理型文化的“羁绊”
，他们在“东张西望”
中渐渐成熟。
吴趼人和周桂笙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与翻译家，但无论是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还是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从文体到内容仍属公案小说的范型。
尤其是吴趼人，他试图革新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以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中国侦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结果。
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尽管也是“公案体”
，但其在叙述内容上明显汲取了“西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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