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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趼人和周桂笙的创作中，可以发现这么一条规律，中国最初的侦探小说创作经历了由“公案体”
到“侦探公案体”
的演变过程，这也印证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生成深深地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纯粹“西风东渐”
的结果。
随着“侦探公案体”
作品的增多，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在模仿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侦探小说。
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第一个侦探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庵、俞天愤、张碧梧、赵苕狂、何朴斋、徐卓呆、胡寄尘、张无铮（张天翼）等，产生了一批像霍桑、鲁平、蝶飞、李飞、宋悟奇、胡闲等“中国式”
的侦探，这些“新新侦探”
在读者中享有盛誉，其中被称为“中国福尔摩斯”
的大侦探“霍桑”
更是声名远扬，成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
创作的繁荣与读者的接受，使得中国侦探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早期的原创侦探小说中，读者反映强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探案》、俞天愤的《蝶飞探案》、陆澹庵的《李飞探案》、张碧梧的《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赵苕狂的《胡闲探案》、张无铮（张天翼）的《徐常云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朴斋和俞慕古的《东方鲁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摆脱传统公案小说束缚的中国侦探小说呈现出与西方侦探小说一致的审美特性——神秘、惊恐与悬疑。
侦探小说鲜明的审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扑朔迷离，案犯踪迹不明，结局指向莫测。
作者与读者似乎在不断地进行着设谜和解谜的游戏，从而也就在不断地进行着建构、颠覆、重构、再颠覆的解密过程，使读者在“奇诡突兀”
、“刿心怵目”
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载《新民丛报》，第3卷第7号，1904。
的高峰体验中揭开谜底。
侦探小说最具刺激性的是强烈的惊恐性。
侦探小说总会牵涉谋杀、抢劫、爆炸等暴力场景的书写，而暴力行为的描写往往能够使处在相对安全环境里的读者的“暴力”
本能得以导泄。
人类的心理中都有一种“暴力”
的本能，阅读侦探小说能使读者产生“惊骇错愕、目眩心悸”
同上。
的心理体验。
侦探小说最具吸引力的是悬疑性，悬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营造的紧张而神奇的悬念，悬念成为侦探小说作家营建情节的枢纽，启迪读者心灵的钥匙，悬念也成为读者对人物命运和情节推进的预测和充满**的期待。
四
中国侦探小说是中西文化融构的宁馨儿。
它的诞生与中国社会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文学观念的变化紧密相连。
考察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全过程，可将其视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的一个缩影。
侦探小说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丰富了中国现代文体的类型，加快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使古老的犯罪题材文学获得了现代性——从对犯罪的政治伦理关注转向对公共秩序和个体生命的关注，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形成、科学精神的传播以及法文化的建设等。
当今的中国文坛甚是热闹，各种主义、现象、流派层出不穷，然而，却绝少有文学研究者与批评者光顾侦探小说。
在已有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里几乎难觅侦探小说的踪迹，即便在中国“通俗文学”
史里，对侦探小说的阐述亦是浮光掠影，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健康成长。
更可叹的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为读者提供独特的审美与情感体验的侦探小说亦被“公安小说”
、“法制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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