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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前日本的碳税实施情况来看，碳税机制存在损害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短期内，碳税的征收会增加煤炭制品、房地产、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可能会导致相关企业的减产，最终引致区域内的GDP增速放缓甚至下降。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国当前尚未实施碳税征收机制。
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实力与低碳发展进程等因素，本书认为，我国在不久的未来将会迎来碳税机制的施行。
一方面，“十四五”
规划中的第三十九章明确强调，“实施有利于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政策”
;另一方面，全国碳交易市场已正式上线，根据欧盟的经验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碳税也会起到发现碳排放权配额价格的作用。
为发挥碳减排有效经济调控手段作用，碳税的税率并不能一蹴而就，在实施过程中应采取递增的方式。
一方面，是为生产企业与消费者留有成本增加的适应缓冲期，避免发生由于成本增加导致GDP受损的情况；另一方面，是配合全国碳交易市场同步推进碳交易机制。
根据全国的减排形势判断，碳交易市场中的碳排放权配额将会逐年收紧，而并不是每年发放统一的配额数量，为更好地帮助碳交易市场发现配额的价格，碳税的税率也应进行逐年的递增。
因碳税本身的征收特点，碳税在未来可能会成为碳排放核算原则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考虑到生产者原则与消费者原则可通过碳税实现转换，企业的碳税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为避免成本传导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风险，碳税直接向消费者征收在未来存在很大可能性。
所以，如要对碳排放核算进行原则上的改革，碳税将是一个便利的抓手。
（三）碳边境调节机制是机遇也是挑战
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碳关税”
，加征对象是出口至欧盟境内的他国商品，表现为如果商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高于欧盟的排放要求，那么将会对进口的该商品加征额外的关税。
2021年3月，碳边境调节税机制的原则性决议通过欧洲议会审议，预计将在2022年完成立法，2023年正式实施。
虽然初拟稿中规定碳关税的征收范围仅限于水泥、电力、化肥、钢铁与铝的相关产品，但也不排除在实施后有扩大征收范围的可能。
碳关税的出现无论对于世界贸易格局还是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碳关税对于我国的贸易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虽然我国在出口总额上对于欧盟来说是其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但在上述五项相关产品的出口额方面，我国却排在俄罗斯、英国与土耳其之后，位列第四。
当碳关税正式实施后，欧盟、中国与其他出口国间的贸易关系将会发生变化。
原因在于，碳关税的本质依然有关税的特点，其作用之一也是为保护欧盟境内相关商品的市场份额，再加上欧盟本土的商品存在减排优势，所以届时欧盟本土商品的市场占有率有望进一步扩大。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碳关税势必会增加商品的出口成本，影响利润。
但是，尽管碳关税对于我国来说存在商品出口成本增加的风险，可是我国也应抓住机会，提升商品生产的减排技术，降低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最终提升本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这样才有望在碳关税模式下提高产品的贸易份额。
其次，碳关税在短期内将会对生产者原则的碳核查体系进一步固化。
碳关税的建立是围绕生产者原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碳泄漏”
的问题，但本质仍然是要求商品的生产国去承担减排责任与支付额外的成本，并没有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与贸易出口国家减排压力过大的问题。
除欧盟外，拜登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也正在考虑实施碳关税。
未来，如果欧盟与美国这两大经济体都采取碳关税制度，那么短期内生产者原则的碳核查体系将很难改变。
原因在于，
第一，因美元的国际化影响力与美国的国际话语权等原因，美国在施行碳关税后很有可能会引来其他同盟国的效仿，这不但会让商品出口大国在与其他国家合作时增加减排压力，还会让生产者原则在国际间进一步达成共识；第二，鉴于气候问题已逐渐成为大国间博弈的主流话题，碳排放流出国将以此为话题谴责碳排放流入国，加之我国是世界出口大国，这将使我国很容易陷入负面的国际舆论。
本书认为，随着我国减排技术的不断提升与国际话语权的持续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减排诉求将被重新讨论，国际间的碳核查体系原则也有望变得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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