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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法两国的农产物绝大部分在国内消费，那么照此计算，每一家农民，只需一家或两家，最多不过四家像他那样的家庭来光顾，就可售出他全部的劳动产物。
因此，与制造业相比，农业更能在市场受限制的不利情况下来维持自己。
当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外国市场的狭窄，在一定程度上由内地航运的便利得到补偿，内地航运十分有利的方式给他们国内各地的各种生产物开拓了全国性的市场。
而且，印度幅员辽阔，其国内市场的广大足够支持许多种类的制造业。
但在古埃及其幅员很小还不及英国，所以国内市场过小不足以维持许多种类的制造业。
因此，孟加拉，这个印度出口谷物最多的省，总是以出口很多种制造品引人注意，而不是由于它出口的谷物。
反之，古埃及虽然出口了一些制造品，尤其是精麻布及其他某些货物，却一直以出口大量谷物而闻名于世。
它曾是罗马帝国的长期谷仓。
埃及和印度在对外贸易上依赖于其他国家。
中国和古埃及各国的君主，以及印度在各个时代割据各王国的君主，他们收入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地税或地租。
这种地税或地租像欧洲的什一税一样，由一定比例的土地生产物（据说是15）构成，或由实物交付，或估价用货币交付，因而税收和地租随各年产量的不同而不同。
这样，这些国家的君主就自然特别注重农业的利益，因为他们年收入的增减，直接取决于农业的盛衰。
土地税使东方国王们在农业中有特殊利益。
所以，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而特别重视农业，主张对制造业及对外贸易加以限制的那些政策，它们的作用和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间接妨害他们原本想要促进的那一种产业。
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比重商主义还要矛盾。
重商主义为了鼓励制造业及对外贸易，而不鼓励农业，把一部分社会资本撤离利益较大的产业而去支持较少利益的产业，但实际上，总算鼓励了它所要促进的产业。
相反，重农学派的学说，实际上最终妨害了它们所爱护的产业。
而限制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体系是这样做的。
这样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要特别鼓励特定的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多的一部分资本投入到该产业中去，或试图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特定产业上的资本从该产业抽走，实际上都是和它所要促进的目的背道而驰。
它将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真正富强的进程，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正价值。
这样看来，所有鼓励和限制的体系都阻碍社会进步。
所有特惠或限制的制度完全废除后，最明白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自行树立起来。
任何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与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这样，君主们就完全摆脱了监督和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
为了行之得当地履行这些义务，君主们时常感到困惑，这恐怕是人类智慧和知识难以胜任的职责。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然非常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
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使他们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公正的司法机关。
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如果只是为了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经营时，常常会得不偿失，而当它在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经营时，它创造出来的利润就会比投资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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