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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如此这般的回答应该说透着他的不妥协和以死明志的消息。
也许,最初的较量还是有悬念的。
慈禧太后长袖善舞,精于权谋。
懂得先发制人,也懂得后发制人,但光绪的新政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潮流。
他年轻,有**,等得起,换句话说时间在他这边。
只要光绪谦虚谨慎、不急不躁,他或许可以笑到最后。
只是很遗憾——年轻最后输给了年老,**输给了计谋。
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我们看到慈禧太后出招了,她不疾不徐,却处处留有后手或者说伏笔。
6月15日,慈禧在让翁同龢去职的同时,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
不久,荣禄的官职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另统率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诚)、新建陆军(袁世凯)三军。
10天后,慈禧太后又命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
毫无疑问,慈禧太后发出的一系列信号只指向一个图谋——将政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枪杆子以外,还有权把子。
慈禧令光绪帝下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格端佑康颐临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顶,及补授文武一品,既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军臣,亦一体具奏折谢。”
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必须到皇太后面前具折谢恩,这是对最高权力归属的明确指证,也变相剥夺了光绪亲政以后暂时的皇权支配资格。
如果具体到当时的变法实践活动,慈禧此举一可以防止光绪起用新党人物担任高层职位,二可以防止亲太后派的守旧大臣被废黜。
一举两得。
光绪当然也出招,但光绪的招法刚有余而柔不足,表面上很凶猛,却没有后劲,显得苍白脆弱。
在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里,光绪接连下了100多道有关新政的诏令,所谓“维新之诏联翩而下”
,但是政令出不了紫禁城。
从中央到地方,支持新政的寥寥无几。
中央二品以上大臣,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一人敢言新政,地方上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还属真心支持新政外,其他“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
。
这是一种观望或者说排队,在太后与皇帝之间,很多人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
6月16日是意味深长的一天。
这一天,康有为向光绪进呈《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御史胡孚宸则奏劾户部左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张荫桓受贿260万两。
62岁的张荫桓当时负责京师矿务铁路总局的工作,支持新政。
事实上张荫桓有没有受贿不重要,重要的是御史胡孚宸选择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奏劾他,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较劲与僵持——新政每行一步都会有阻力。
不过对慈禧太后来说,光绪对她有杀伤力的出招还在两个多月后。
9月4日这一天,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
同时赏礼部主事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激励。
光绪这样的操作当然事出有因。
因为此前3天,王照上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变法情况。
但是怀塔布、许应骙却不肯代送其疏。
许应骙甚至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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