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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奔走工学团和小先生运动时，他仍一心要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细胞和社会组织。
他相信，“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的工学团，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救生圈”
。
[20]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发动大众解救国难，他认为，国难当头，唯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调动人民大众的力量，把少数人的力变成多数人的力，把空谈的力变成行动的力，把散漫被动的力变成有组织主动的力。
他坚信大众教育运动是造成伟大的民族力量的必要途径。
他组织国难教育社，力求在“教育与国难赛跑”
中“叫教育追上国难，把它解决掉”
。
[21]在草拟的国难教育方案中，将“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
和“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确定为国难教育的基本目标。
创办育才学校时，他更是把为国育才的思想贯穿办学的全过程。
面临办学中的重重困难，他坚持以“集体的新武训”
自励励人，以“增加抗战建国之力量”
作为自己的天职。
抗战胜利后，他高呼民主教育运动，把教育同战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民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他肯定民主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的教育。
陶行知一生教育事业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得到发展，充满了变数。
但人们不难看出，变中自有不变之处，就是那颗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赤子之心。
从“五四”
时期主张平民教育到抗战胜利后高呼民主教育，从晓庄师范的创建到重庆社会大学的举办，他始终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出路作为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可以说，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不仅使陶行知矢志献身教育事业，而且也是推动他思想不断前进的主要动力。
[22]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始终贯穿在他不同时期的教育活动中，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不断因时而化，修正完善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这正是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特征的思想根源。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过程。
不可否认，陶行知深受西方教育思想的浸染，可是，他在学习、研究、“移植”
西方教育学说时没有简单地照抄，也不是采用简单的嫁接或直接的“拿来主义”
，而是在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积极地进行理论创新、升华和创造性的实践，并结合中国的民族文化特质和中国国情进行融合和改造，进而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
最明显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他本人在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育才学校等教育实践的不断探索中，陶行知逐渐对杜威的思想提出了质疑。
对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从做中学”
，陶行知通过自己长期的中国化实践，把它改造成“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
，把他的“生活教育”
思想与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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