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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信基督教。
陶行知的这种心态，可以从另外一位“中国式”
的基督徒——容闳——拒绝充当传教士时的心态，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1850年，容闳欲上耶鲁大学继续深造，由于经费问题不得不向孟松中学求助，但按照孟松中学的规定，要获得资助，首先必须签订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的志愿书，容闳听到此规定后，“爽然自失，不待思索，已知无补额希望，故亦决然不向该校请求。”
容闳认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
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
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
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
以吾国幅员若是其辽阔，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
然中国国民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诺将如春冰之遇旭日，不久消灭，谁能禁之。
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
[52]
陶行知的“信仰见证”
说明，基督教义对陶行知“爱人如己”
、“自由平等”
、勇于献身等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学说。
王阳明“知行合一”
的学说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主要反映在1913年11、12月他所写的《伪君子篇》[55]的文章中。
陶行知对伪君子的考察，是基于他当时的社会认知和态度。
“世衰道微，人欲横流。
遇一名正言顺之词说，必群相假之以饰人之耳目，防人之攻击，而逞其心思之所欲。
于是伪君子乃杂然应时而兴，随地而起。
位高者为伪大，位卑者为伪小；时急则伪烈，时安则伪微。
就总纲论之，有言是心非者，有行是心非者。
其尤者，则心有杀人之心，行有杀人之行，而唯以语言文字为之涂饰。
其险者，则造其近因，而收其远果，沫以小惠而攫以大利。”
这就是陶行知心理上的社会和伪君子之总像。
而“伪君子虽百出而莫穷，然自外言之，其所以为诱者则一。
一者何？名利而已……自内言之，人之所以受名利之诱，而演出千百之伪状者亦一。
一者何？心伪而已。”
他认为，“天下非真小人之为患，伪君子之为患耳”
，“一家行之而家声伪，一国行之而国风伪，行之既久而世俗伪。
嗟夫！
真小人之为患，深之不过数世，浅则殃及其身而已；伪君子则直酿成伪家声、伪国风、伪世俗，灾及万世而不可穷。”
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对伪君子的批判和担忧，还是出自他报效国家的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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