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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时社会不够安定，为了求得庇护，平民接受了贵族的保护，但以缴纳16地租作为回报。
然而随着社会的安定，平民觉得已经不需要保护，希望取消地租。
然而德拉古的立法，不仅要求继续保留地租，而且还规定不能缴纳地租的和无法偿还债务的，可以被作为奴隶卖往国外，由此激起了农民的不满。
[12]安德鲁斯承认，他的理论并无史料支撑，但从雅典历史发展来说，这可能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无论如何，当时雅典的平民对债务及其引起的奴役产生了严重不满。
梭伦本人的诗歌暗示，雅典不少人受到了奴役，还有些被卖到了国外，“有的无辜被售，也有的是因故出卖；有的为了可怕的贫穷所迫，逃亡异地，不复说他们自己的阿提卡言语，远方飘**，也有的惨遭奴隶的卑贱境遇，甚至就在家乡，面临着主人的怪脾气发抖”
。
据普鲁塔克，由于矛盾过于尖锐，平民一度打算支持僭主政治，没收贵族财产和重分全国土地。
梭伦本人的诗歌也暗示，当时雅典确有某些暴动的迹象，如果不是他出面进行改革，可能不会有其他人出来“抑止人民，也不会自制，直到他搅乱了事情，掠夺了乳酪”
。
[13]
与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是政治危机。
就希腊城邦而言，经济地位经常与政治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正因为雅典宪法完全是寡头政治的，平民才成为了富人的奴隶。
“在群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和苛虐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参与”
，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描述雅典社会的危机后，接着就叙述了德拉古立法确定的制度架构。
很显然，雅典平民意识到，他们要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首先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
其最为明确的表现是，平民打算改变国家政体，建立僭主政治。
虽然普鲁塔克关于梭伦改革之前雅典划分为三派，而且把这些派别与不同的政治主张联系起来的说法，肯定是把梭伦改革后雅典政治斗争前置的结果，但当时科林斯、麦加拉、西库翁等已经有过僭主政治，而且科林斯等邦的僭主可能有把土地分给平民的做法，雅典的平民有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无据。
普鲁塔克确实提到，雅典人中的“大多数和最坚强的人，却开始团结起来，互相激励，不要在这些富人的侵害面前屈服，要选出一个可靠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去释放那些已被定罪的负债者，重新分割土地，并对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
[14]
二、梭伦其人
梭伦
公元前4世纪，许多雅典人将梭伦看作第一个平民领袖，他们心目中理想民主的创立者。
实际上，抛开他的贵族出身不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他都不是平民领袖，而更像一个悲天悯人的救世主。
一方面，他谴责富人，把他们的贪婪、傲慢看作是雅典灾祸的根源，指责他们为富不仁，压迫平民过甚。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是非分之想，对他们持鄙视态度，声称给予人民的“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亦不应过分”
[15]。
人民在他的眼里，是没有教养、不逊的。
那我们不禁要问：平民为什么不选出自己的领袖而拥戴贵族也支持的梭伦进行改革？
如前所述，梭伦改革前，雅典平民没有资格担任任何官职，决定了如果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社会冲突，平民中不可能出现执掌国家政权的人物。
另外，由于公民大会不经常召开，政事由贵族控制，平民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平民的积极参政，因而在平民中不太可能出现公认的、政治经验丰富的领袖，所以平民只能在贵族中寻找其利益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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