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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属下的职责和作用则是接受命令,按令行事。
换句话说,属下的作用便是被使用去做事。
这就是同一段末后所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庄子·天道》篇接下去又说:“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辨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
统治者就应该如此,因为如果他一旦去思想任何事情,就表明还有他未曾想的事情,而他的职责本应该想到在他统治下的一切事情。
因此,君王就应该不想、不说、不做;只命令别人替他去想、去说、去做。
这样,他便可以无为,而凡事都由别人办好了。
至于君王用天下的具体步骤,《天道》篇中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
这些具体步骤的后半,显然和法家的主张是一样的。
但是,《天道》篇接下去说:“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
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
倒道而言,忤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
这是道家对法家的批判。
法家的治国之道要求君王公正无私。
他应当赏罚严明,即便当罚的是亲人朋友,也不徇私;即便当赏的人是仇人,也不歧视。
如果君王不能公正无私,哪怕只失误几次,整个机制便将崩溃。
法家宣称只要具有中人之资,便能治国,而实际上,只有圣人,才能具备君王的资质。
法家与儒家
儒家认为,要靠礼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与刑罚来治理百姓。
他们主张沿用西周初期的体制,而没有觉察到,社会情况已经变化,先前推行礼治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时,他们还指望靠老办法治国,就成为保守派了。
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革命派,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他们不再坚持以出身贵贱和财产多少来划分社会阶级。
孔子和孟子还继续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但这个分野,现在变成以道德来划分,而不是以家世来划分了。
本章开始时,我曾指出,先秦中国封建社会里,“礼”
是君王统治贵族的准绳,“刑”
是君王统治百姓的工具。
儒家坚持以礼治国,这样,“礼”
不仅是统治贵族的准绳,也成为统治庶民百姓的准绳,这是对庶民百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这一点说,儒家是革命的。
法家的思想也和儒家一样,没有社会阶级高下的区别。
人人在法律和统治者面前,地位都一样。
但是,法家所做的不是把庶民的地位提高,而是把贵族的地位降低,靠奖惩来统治一切人,这就把“礼”
抛到一边去了。
儒家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主张是现实主义的。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向指责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则总是指责儒家书生气、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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