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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郑各庄的康熙行宫和王府的两份档案，工程设计、竣工结果，完全符合；档案记载、现存遗迹，完全吻合。
其城墙遗迹的尺寸，护城河长宽数据，也与档案记载完全相合。
可参见笔者拙著《清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考》和《雍正理王府址考》两文。
这个郑家庄（即郑各庄），《清史稿·允礽传》误载为：“雍正元年（1723年），诏于祁县郑家庄修盖房屋，驻扎兵丁，将移允礽往居之。”
（《清史稿·允礽传》卷二二○）其时间与地址记载错简，完全失实。
雍正帝继位后，考虑废太子胤礽及其眷属的安置难题。
他想：先考修建王府，是预备给宗室王居住的，胤礽虽被废太子，但也没有谕旨不按王来安排，如按王来安排，先考也未曾明示……雍正帝用智慧处理了这个棘手的难题——先封胤礽之子弘皙为理郡王，命他从皇宫迁到王府新址居住，并举行隆重的乔迁礼仪。
雍正二年（1724年），废太子胤礽死，年五十一，其遗体被运到昌平郑各庄理郡王府举行停灵祭奠，然后葬之；并被追谥为“理密亲王”
。
雍正六年（1728年），弘皙晋封为理亲王。
理亲王府城高池深，驻军严守，理亲王出门，旨准而后行。
一年只许正旦进宫朝拜一次，还要准许方可。
这时废太子已死，其家眷跟随弘皙也名正言顺，同时解决了“咸安宫囚禁废太子”
这个皇父遗留的问题。
乾隆时，有一次乾隆帝过生日，理亲王弘皙进献“鹅黄肩舆一乘”
。
此礼物，乾隆帝既可以接纳，也可以不接纳；如果乾隆帝不接受，那么弘皙把它供起来也无妨，并不意味着非违僭越。
但乾隆帝借题发挥，对弘皙严加处分。
先是严厉谴责，继是降爵施罚，又是景山圈禁，复是迁到城内，再是夷为平地——下令将理亲王府拆毁，消灭痕迹。
其驻守官兵，借八旗换防之名，携家搬到福州永久驻防。
这是福州清代八旗驻防后裔至今仍说北京话的一个历史原因。
清康熙帝从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册立胤礽为皇太子，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第二次废太子，事情发展起伏跌宕，近近四十年。
事实证明：康熙大帝英明一世，却糊涂一时——两立两废皇太子，成为康熙帝的一大政治缺憾。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康熙帝发布上谕称：“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
后康熙帝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这个典故，说的是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故事。
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立。
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尸体在**六十七日而未入殓，以致蛆虫爬出窗外。
由此可以透出康熙大帝晚年心境的悲苦。
康熙帝因其诸子皇位继承的纠葛，大伤元气，郁结成疾，病情日重，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抱憾而死。
为什么康熙帝两立两废皇太子均遭到失败？从中可以吸取什么历史经验呢？
第一，皇帝与太子的矛盾。
当时处于由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向中央集权过渡的时期，预立储君，皇帝、满洲贵族和储君本人都一时无法适应这种新的情况。
比如，实行储君制度，就应当坚持储君不御政。
皇太子御政，必然引发皇太子与皇帝的权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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