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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
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这次日本军队挑衅，又在柳条沟（湖）制造炸毁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湖）路轨之理。
总之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各将领亦以张学良主张为然。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张学良就在接受天津《大公报》采访时公开说明：“我早已命令东北军的军官，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
20日，张学良又向外国记者宣称自己对此次事变的主张，即中国军警对日军进攻不得抗拒，须将子弹存入库房，不作报复行动。
以后两三日，张学良又连续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东北高级官员及平津各界名流召开紧急会议，咨询、磋商东北问题。
出席会议的诸位仁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
其间，蒋介石再密电张学良，指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23日，张学良再次密电东北军政当局：避免冲突，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
就这样，由于张学良的三令五申，蒋介石的“不抵抗”
方针完全贯彻到东北军的各个部队之中，导致广大官兵思想的极大混乱。
事变前，官兵思想麻痹，抗敌御侮意识薄弱，对日军毫不戒备；而在事变之后，则使军队的指挥中枢失灵，东北军成为一盘散沙，大部分的军队溃退不堪，陷于被动挨打的窘困境地。
东北沃土一日失地千里，几个月之内即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中。
◎张学良替罪下野
从柳条湖狼烟突起，一日之间日军攻陷北大营、占领沈阳，继而攻城略地，无所不为，在不足五个月的时间里，完全占领东北三省。
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原因何在？责任归谁？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群情激奋，纷纷谴责“不抵抗”
主义，强烈要求张学良抗战救国。
12月5日，忠君爱国的张学良致函北平各学校，仍称“学良服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
，继续遵行蒋介石的“不抵抗”
政策。
12月15日，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职务。
同日，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
东北沦陷后，全国舆论哗然，举国上下愤懑已极，强烈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忠实地执行蒋介石“不抵抗”
政策的张学良被戴上了“不抵抗将军”
的头衔，东北军也成了“误国军”
。
虽然，张学良身为东北当局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守土有责，但是他的忠君思想，对国联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缺乏深刻的认识，都使他一味盲目地追随蒋介石的“不抵抗”
政策。
但是，张学良也有他的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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