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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国闻报》一南一北，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主要阵地。
谭嗣同深受影响，他在长沙成立了南学会，他与唐才常在长沙创立了《湘学新报》，宣传变法。
南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南方的一些主要维新人士，探讨如何使中国富强，把湖湘文化发扬光大。
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协助陈宝箴在湖南造轮船，办实业，建铁路，干实事，康、梁两人目睹湖南的新政，深受启发，前来拜访。
黄遵宪得知家乡才子梁启超来访，十分高兴，从按察使衙门出来，叫车夫接他去南学会。
他一摸口袋，身上没带钱，掉头回家，不料路滑摔了一跤，将衣服擦破，非常狼狈。
黄遵宪回家以后，夫人问：“何至于此？”
黄遵宪兴奋地说道：“家乡举人梁启超来访。”
夫人给他换了一件新衣，又取了银子给他，黄遵宪高兴而去。
谭嗣同闻广东举人梁启超来访，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了他。
梁启超谈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太平盛世，谭嗣同则介绍自己的“仁学”
，双方观点一致，谈得非常投机。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变法开新”
为己任，推行新政。
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设立长沙时务学堂，陈宝箴同意，发布《时务学堂招考告示》，延聘中西学教师。
长沙时务学堂由黄遵宪、熊希龄负责筹建。
熊希龄为校长，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为中文教师；聘请李维格、王史为西文教师；许奎垣为数学教师。
先后录取了蔡锷、杨树达、范源濂、方鼎英、李复几、李炳寰、林圭、田邦璇、蔡仲浩、唐才质等四十名学生，九月份正式开学。
开学之日，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上课，他对这批学生充满了希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少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长沙时务学堂聚湖南英才而教。
我们要聚才、爱才、惜才、用才，历史只会眷顾那些意志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去等待那些徘徊、犹豫、畏难、懈怠的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我少年中国与天同长，我中国少年与国同强。”
光绪二十四年春，康有为集合在京举人，成立了保国会，不少官员、士绅都参加进来。
康有为说：“如今各国交往，一切大同，只有中国衣服是长袍马褂，长辫子，行跪拜礼，与国外礼节不同。
这种落后的习惯让外人鄙夷讥笑，影响正常交往，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与欧美同俗，中国应该学习西方。”
光绪不愿做亡国之君，主张变法，帝师翁同龢支持变法，是帝党的中流砥柱。
但是，帝党实力不及后党，便利用朝外的势力，也就是康、梁为首的改良派来推动改革。
翁同龢向光绪推荐康有为时说：“皇上，康有为之才胜过臣百倍，请皇上起用康有为，天下的读书人都在看着哪！”
光绪见全国要求变法的呼声甚高，命总理衙门传康有为觐见，专门在勤政殿与保守派辩论，奕劻、荣禄、李鸿章等人乘机向康有为发难。
奕劻跺着脚，涨红着脸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康有为引经据典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乃古今之常理也。”
双方在大殿上的群舌论战，最后，顽固派、保守派都被康有为驳倒，理屈词穷，狼狈不堪。
光绪非常高兴，让康有为提出具体措施，康有为赶紧写了《应召统筹全局策》呈上，系统提出变法方案。
六月十一日，慈禧移居颐和园，光绪在故宫太和殿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正式变法。
康有为又向光绪推荐了几名年轻人，他们是江苏南京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主事杨深秀。
这四个人都被光绪赏四品卿衔，让他们担任军机章京，协助主持变法事宜。
光绪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还多次单独召见谭嗣同，梁启超则被光绪安排负责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的事务，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也安排在总理衙门协助康有为。
光绪根据杨深秀、徐致清、康有为等人的奏折和主张决定变法，这年是农历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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