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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朝乾隆年间，赞拉土司走向了自己的末日，最初的起因在前面所引魏源那段文字中已见端倪。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大金山土司莎罗奔借处理家族纠纷之名，夺小金川土司印，并进占其所领牧地。
次年，莎罗奔又进而侵占邻近的革什杂土司与明正土司领地。
朝廷震动，命令曾在贵州平定苗族叛乱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领大军进剿。
赞拉土司泽旺逃往四川成都。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皇帝起用老将岳钟琪，并命大学士讷亲往前线督战。
后因战事不利，在前线连吃败仗，乾隆下诏将张广泗与讷亲问斩，再派大学士傅恒督战军前。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金川之役久战不绝，劳师费帑，清王朝正举棋不定之时，莎罗奔主动提出向朝廷议和归降，皇帝允准，莎罗奔归赞拉土司领地。
赞拉土司泽旺恢复对其辖地的管辖权。
促浸土司莎罗奔年老后，由其侄子郎卡继土司位。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郎卡又开始觊觎周围土司领地。
邻近老迈而又生性懦弱的赞拉土司泽旺被郎卡派兵驱逐。
于是，一次完全改变这一地区政治与文化面貌的战争开始酝酿。
郎卡在驱逐了泽旺后，志骄意得，完全不把四川总督开泰要他归还赞拉土司领地的威胁放在眼里，并继续向周围的土司领地不断袭扰，制造事端。
郎卡势力日益壮大，并不把清王朝几次三番的训谕放在眼里。
从清朝一代，直至民国，代表中央政府号令藏边的政府官员都把嘉绒地区的土司辖地视为畏途。
一则不见于正史，却在四川官员中广泛流传的野史正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畏惧心理。
这一则被署理四川的各级朝廷命官奉为信史的传说与大渡河相关。
说的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国之初，展开地图与众将确定宋代的有效疆界时，就把大渡河以西的广大崇山峻岭地区归为化外之地。
传说里说宋太祖以所佩玉斧沿大渡河划出一条线，指出宋军不能出河西以远。
这样一则不见于信史的传说在四川官吏中的广泛流传，确实是大有深意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的支配下，四川命官对于名义上具有统辖权的嘉绒地区土司间的纠纷总愿意视而不见。
正是在这样一种吏治之下，大金川土司郎卡才敢于把来自朝廷的警告置若罔闻。
而乾隆皇帝对于这样的轻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认为第一次息兵于将胜之时，已经尽显朝廷对化外之民的怀柔之意，金川土司再次作乱，不能再有姑息。
于是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诏四川总督阿尔泰檄促浸附近杂谷、梭磨、党坝等九土司，从四面进兵讨伐。
但是阿尔泰举棋不定，加之九土司各怀心事，阳奉阴违，迟迟不能向大金川兴兵。
阿尔泰只是一次次训令大金川土司郎卡归还侵占的土司辖地，却并没有认真进兵平息事端的实际举措。
而郎卡又使用莎罗奔的手段，即与相邻土司的联姻手段。
关于这次事件始末，魏源在《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有简略的记载：
三十一年，诏谕总督阿尔泰檄九土司，环攻之，而阿尔泰姑息，但谕返诸土司侵地，即以安抚司印给郎卡，且许其与绰斯甲结姻。
而以女妻泽旺之子僧格桑。
……土司中巴旺、党坝，皆弹丸非金川敌。
其明正、瓦寺亦形势阻隔，其兵力堪敌金川。
而地相僵者莫如绰斯甲与小金川。
阿尔泰不知离其党羽，反听释仇结约，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
这段文字，主要是谴责满人总督阿尔泰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嘉绒人郎卡这位一代枭雄颇富雄才大略。
直到今天，在很多当地百姓心目中，郎卡还是一个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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