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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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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花姑娘相识,是我遇到大黑风的那个晚上。
大黑风其实就是现在的沙尘暴,那个年头沙尘暴这个名词还没有成为流行语,我们和当地的农民都把沙尘暴叫大黑风。
那场大黑风刮得我晕头转向,险些命丧荒野,至今想起来,那种灵魂出窍、惊心动魄的感觉仍然历历在目、令人惊悸。
就是在那个晚上,我遇到了花姑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下乡了。
知识青年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下乡是教育贫下中农。
我是作为工宣队成员下乡的,我十六岁当了工人,成了工人阶级,十八岁工厂组织工宣队下乡教育贫下中农,向贫下中农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
下农村没人爱去,厂里就拿我充了个数,期限两年,工资、劳保一切待遇不变,中途可以回家探亲一个月。
我们工宣队的队部在公社,我是驻队干部,住在五号大队六号生产队。
我们是工宣队,主要工作就是向农民卖嘴皮子,这是队长驴拐拐对我们的评价。
虽然是工宣队,在卖嘴皮子的闲暇,我们也要参加一些农民的生产活动,以表示我们深入生产劳动第一线,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我曾经参加过运肥撒粪,那是一个令人茶饭不香的劳动过程。
首先,要把人的大小便经过发酵后称为肥料的东西用独轮车从茅厕运到地里,再用手抓着一把一把称之为肥料的粪便,像城里人给煎鸡蛋上洒白糖一样,细致均匀的撒到犁开的垄沟里。
干完这个活儿,一般情况下,我会两三天食欲不振,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
的说法广泛传播,可是大粪终究是大粪,五谷终究是五谷,谁也不会因为五谷和大粪之间存在那种辩证关系,就直接吃大粪去。
每到撒完大粪,轮到我上谁家吃派饭,那家农民就乐不可支,因为我根本吃不了什么东西,还得照样给他们交一块钱。
刮大黑风的那天上午,天空蓝汪汪的活像捏一把就能挤出水来,几朵半透明、白花花的云朵漂浮在天际让人想起大海上的白帆。
那天的温度也是早春季节难得的温馨,远处的田野冬小麦的嫩芽已经染绿了大地,田间地头的杨柳树梢也挂上了鹅黄。
头天晚上,我从公社接受了给农民宣讲马列主义的任务,开夜车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宣讲稿看了一遍,第二天一大早就从公社急匆匆地往回赶。
公社离六号生产队有十来里路,那天刚好碰上队里种豌豆,我赶到的时候,已经到了田间休息的时间。
按照工宣队的安排,我要利用田间休息的时间,给农民们宣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部分。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给农民讲过《共产党宣言》,当听到“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这样的句子,农民们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我停下,问他们怎么了,他们的回答让我啼笑皆非,有文化的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胆子咋那么大,敢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幽灵。
没文化的告诉我,他们以为我给他们念的是一个姓马的人讲的鬼故事。
根据计划,这一阶段的学习任务是宣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现在想起来真是荒唐,给农民讲恩格斯,而且是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样连我自己都不太明白的高深理论,真的是太滑稽了。
当时正是种豌豆的季节,农民的心思都在多种几穴豌豆,多挣几个工分上面,哪有心思听我告诉他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是怎么来的这种在他们看来简单到用不着思考的问题。
队长驴拐拐是一个看上去六十来岁,实际上才五十来岁的农民,当时他就说:“家庭么,就是娶个媳妇,日下几个娃娃传宗接代,养活几口猪、一窝子鸡过日子,就这么个事情还麻烦革命导师写这么厚一本书啊?”
一个回乡知青更有学问,恩格斯用十多万字论述的复杂问题他一句话就总结概括了:“男人女人生娃娃就是家庭,家庭繁衍的人口多了,就得分家,分出来的家庭多了,就是社会,社会大了就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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