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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显然，马克思之所以把人称为“社会的存在物”
，因为正是社会性构成了人存在的本质特征。
虽然自然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现象，但他们始终是作为社会的存在物而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不但他们的研究资料、研究手段和表达方式（语言）是社会性的，而且他们的研究动机、研究过程及对研究成果的解释也都会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
说得直白一些，任何自然科学的研究要想回避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告诉我们：“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
[4]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以背景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澄明价值前提的。
脱离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导向，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会陷入迷途。
当今社会中自然科学研究的课题，如人体克隆、试管婴儿、遗传工程、器官移植、电脑网络、核能的运用等，无不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伦理学为它们澄清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
何况，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技术和科学本身的性质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0年出版的《技术之追问》（QuestiTeology）中区分出两种技术：一种是“手工技术”
（handworkteology）；另一种是“现代技术”
（modernteology）。
前者如荷兰的风车、中国农村里的水车，它们不可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后者则不但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如火力或水力发电机、化肥和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围海造田和围湖造田、大规模使用冰箱和空调、工业和交通工具排放的大量废气和污水等），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如核武器和先进的常规武器、窃听器、定位仪、远程跟踪和摄影、电脑黑客、测谎仪等）。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已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aralcept），而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
（a），因为现代技术蕴含着一种他称之为“座架”
（enframing）的东西。
就像人们给一块玻璃上镜框一样，人们也用“座架”
去测量、控制自然万物或其他的人。
海德格尔甚至认为，现代技术正在把整个人类及其文明带向深渊。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8年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
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强调，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不但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成了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
[5]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正在不断地排除像政治学、伦理学这样的实践科学，而用“合理性”
和“效率”
取代了诸如“民主”
“自由”
“正义”
“美德”
这样的核心的人文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还蕴含着“科学主义”
（stism）的兴起和蔓延。
科学主义把仅仅适合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观念和方法简单地搬运到人文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中。
比如，用数学上量化的方法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著的质量；用工科中的“工程”
概念来称呼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如“希望工程”
“形象工程”
“紧缺人才培训工程”
等；甚至用“螺丝钉”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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