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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认真阅读葛氏的《狱中札记》，就会发现，葛氏主张的是，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只有使知识分子处于被组织起来的状态中，才有可能真正地夺取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多年来，笔者在讲课中一再对“有机知识分子”
这类翻译中的表达式进行批评。
今年，偶然浏览《王蒙读书》一书[5]时，忽然发现，王蒙在写于2000年的“献疑札记（三）”
中竟也谈到“有机知识分子”
这个词的翻译问题，并发挥道：“有机当然比无机好，有机就是有生命有活力有灵性嘛，无机就是五金矿物之司嘛，有机与无机知识分子我虽不甚了了，无机肥料与有机肥料之别还是略有所知，厩肥有机而化肥一般无机，我是主张舍化肥而多用动物大小便与绿肥的。”
[6]这样的议论真令人啼笑皆非。
既然承认自己“不甚了了”
，何必再出来置喙呢？
事实上，类似于“有机知识分子”
这样翻译上的错误也是随处可见的。
比如，有人把opeion译为“公开的问题”
。
尽管open这个形容词确实有“公开的”
含义，但它与questioion只能译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或“未解决的问题”
。
又如，有人竟把海德格尔1933年5月在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就职演说——AddressofRectorship译为“教区长的演说”
。
尽管Rectorship也可译为“教区长”
，但海氏从来没有做过教区长。
在他的生活经历的独特的语境中，Rectorship只能译为“校长”
，AddressofRectorship只能译为“校长（就职）演说”
。
再如，有人竟然把post-industrialsociety译为“邮政工业社会”
，尽管post在英文中确有“邮政”
“邮局”
的含义，但它与industrialsociety连用，即post-industrialsociety只能译为“后工业社会”
。
综上所述，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多多，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本文原载《社会观察》，2005（8）。
[2]赵勇：《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170页，2005（2）。
[3]参见葆煦译：《狱中札记》，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参见曹雷雨等人的译本，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王蒙：《王蒙读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王蒙：《王蒙读书》，19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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