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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的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
所以本文所讨论的现代化是专指工业化而言。”
[3]按照这种见解，现代化的本质也就是工业化，只要工业化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也会自然而然地现代化。
也有的学者认为：“所说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
换言之，即使中国经过一次彻底的产业革命。
因为无论中国之前途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但中国经济之应改造与生产力之应提高，则为毫无可疑。”
[4]这种见解与上面的见解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都把经济发展视为现代化的主要含义。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大部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第一是资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第二是国内军阀混战的频发和农村经济的破产。
……所以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
[5]甚至指出，“从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目今最紧急的对策并不是在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在怎样救亡的大计上面。”
[6]按照这种见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以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统一为前提的，而既然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所以讨论现代化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也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现代化的困难，我以为在精神方面是缺乏人才；在物质方面是缺乏资金。”
[7]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的发展，资金的积累要逐步摆脱外资的控制，运用政府的力量来发展国民资本。
所以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政府政治上的清明和经济发展上的计划性。
而这个关键因素恰恰又是不确定的，这就使现代化的讨论失去了它的坚实的基础。
比较起来，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为根本，因为它涉及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在当时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尚受到威胁的状态下来讨论现代化问题，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所以，这场以“中国现代化问题”
为主题的讨论并没有持续地开展下去，而是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这样的讨论还缺乏强有力的动力机制。
在这里值得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既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是不现实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参与这场讨论呢？答案只有一个，即这场讨论不是理智型的，而是情感型的。
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首先不是从理智上认识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而是从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切身感受中体验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
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比西方学者更早地提出现代化概念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当代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第一次反思与其说是理智探索型的，不如说是情感感受型的。
胡适这样写道：“我们看了这十万字的讨论，真有点像戏台上的潘老丈说的，‘你说了，我更糊涂了。
’”
[8]他的本意也许是想贬低这场讨论，事实上却抬高了这场讨论，因为他始终把这场讨论理解为理智上的认真的探索，实际上，这场讨论主要是情感上的发泄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承认，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反思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次**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是一个思想高度统一的时代，“四个现代化”
就是当时关于现代化的统一的提法。
这个提法是由晚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确定的[9]，而邓小平不论是在“**”
中复出时，还是在粉碎“四人帮”
后复出时，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看作自己政治路线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10]在阐述四个现代化理论时，邓小平主要提出并解答了如下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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