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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历史条件与新的反思
如果把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的反思与历史上的反思接续起来，也可以把我们的反思看作是第三次**。
但这次**还没有结束，它在世纪之交仍然继续着、发展着。
与前两次**比较起来，它之所以特别富于活力，特别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获得了新的、强大的动力。
我们这里说的新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三个新的、根本性的要素：
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向。
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最大的变数。
如果说，在对现代化反思的第一次**中，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问题还不可能被涉及，那么，在第二次**中，邓小平实际上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思考现代化问题的。
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对现代化的思考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架，正如他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所指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18]这一突破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把人们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上，而且由于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现代化问题的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二是知识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整个视野大大地超越了工业时代，从而也超越了传统的现代化的理念。
按照传统的理念，现代化也就是从以往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的本质也就是工业化，至少在现代化反思的第一个**中，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现代化的内涵正在急剧地变化着。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
[19]在他看来，流水线作为工业时代和传统的现代化理念的象征，已经失去了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电脑和人工智能、知识经济和信息传播、遗传工程和无性繁殖、电视和电信、航空和航天事业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高科技整个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把中国的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或四化（四化中的第一化也是工业化）都显得不合时宜了。
三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已见端倪[20]，在七八十年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一思潮虽然80年代已经传入中国，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真正发生重大影响的却是90年代。
由于后现代主义对与现代化的追求相一致的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从而也形成了对传统的现代化理念认同的批评和超越。
这就告诉我们，进入90年代以后，我们讨论乃至反思整个现代化的参照系都改变了，这个新的参照系就是后现代主义。
换言之，在今天谈论现代化，再也无法回避后现代主义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了。
正是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现代化的理念在我们的心目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它推动我们去思考并解答如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既然后现代主义已经对蕴含在现代化和现代性中的主导性文化价值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那么作为后发国家，我们还有必要去追求现代化的实现吗？我们认为，仍然是有必要的。
事实上，不但由传统的现代化理念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且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所以，只要我们不被完美的乌托邦的理想所支配，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以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主导价值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存在仍然有其合理性。
而且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诫我们，后发国家是无法绕过现代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主导价值的批判，有利于它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中的合理因素的汲取，而使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但如果后发国家竟因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批判而放弃了现代化的道路，甚至使自己心甘情愿地停留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那就未免显得太幼稚了。
第二个问题是：能够用“四个现代化”
的口号来代表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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