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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位童僧的来由我们所知甚少。
在《汝忠杂记》中，有关其身世的记载仅有寥寥数语：“于常阳遇小僧，年十四，善言语。
寺毁，引为书童。”
二人在乱世中相依为命，四处流浪。
吴承恩提供保护，法智担任他的助手，同时也担任他的食粮。
据《汝忠杂记》记载，吴承恩在离开朝廷以后，对国家失望至极。
他并非因抱负不得认可而郁郁寡欢，而是为看不到未来而感到绝望。
在《汝忠杂记》中，他认为历史一直在不断重复自身，改换到下一个朝代，政治也依然是政治。
自屈原起，不论成败，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知识分子能逃过这个怪圈。
同时，中央政府对许多地区失去了控制，造成了豪强辈出，盗匪横行的局面。
庶人和士人变得同样危险，复杂的关系交织成一张错乱的网。
《汝忠杂记》中曾多次出现“朝为秦虏，夜奔，复遇士贼。
同渡皆死。
智以舍利赠魁首，方得赎”
之类的险情。
危险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吴承恩的失落。
据推测，自天启二年起，日记体的《汝忠杂记》出现的“诗词涌现，杂文锐减”
的现象，与此不无关系。
随着战乱不断发展。
这片土地也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大秦国的自行机将士人与机械融为一体，在供士人食用的血液中加入了乐天（15），进而借助这种以士人为动力的机械抢占了战争的先机。
为了收复国土，夏朝的军队最终舍弃了尊严，打造出了一模一样的机械，以精神衰弱的年长士人为“燃料”
。
这虽然一举两得，同时解决了军事上的不利和长久以来困扰夏朝的人口结构问题，却也彻底推翻了自秦汉起华夏民族的精神风貌。
庆阳五年，《天时法》（16）颁布，自此，“金人合一”
式的手工业不断发展，“自转”
的机器逐步接管一切。
既有的社会阶级中的剥削关系从此被放大到了极致，士人与庶人的差异也变得愈发模糊。
吴承恩早在战争开始时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在《汝忠杂记》中发出了“呜呼哀哉！
人之不人，魂在金木”
的感慨。
《长生志》的编写又进一步佐证了这份感慨。
吴承恩意识到，世上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在其面前，不论是士人还是庶人，都正在逐渐遭到奴役。
对于这种新出现的社会形态，吴承恩同法智曾多次展开讨论。
讨论的范围不断扩大，最终转向士人和庶人的关系。
吴承恩以此为消遣，却从中收获了意料之外的经验。
在讨论中，身为庶人的法智不仅事无巨细地讲述了庶人眼中的士人形象，还揭示了庶人对永生之法和双方共同缔造的历史的解读。
历史规律很多时候是归纳而来的，寿命短暂的庶人对长生的渴望便是其中一项。
然而令吴承恩感到异常有趣的是，虽然对这些规律颇有了解，但法智本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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