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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段祺瑞等人是附片单保，二品衔留直补用道段祺瑞赏戴花翎，并赏加勇号，三品衔分省补用道倪嗣冲赏加二品衔，留直隶补用，副将吴凤岭以总兵补用，三人均交军机处记名简放；游击马龙标以参将留直隶补用，同知段芝贵以知府留于直隶实用。
此时，经唐绍仪周旋，收回天津的事情也有了眉目。
唐绍仪曾经在美国留学，熟悉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善于与西方人打交道，尤其是与美国人的关系更亲密。
各国对何时撤出天津意见并不统一，美国主张尽早归还中国，甚至提前退出都统衙门；日本人为了拉拢袁世凯，尤其主张尽快归还天津。
当时日本在天津都统衙门任都统的青木宣纯，是日本对中国谍报机关的鼻祖，他广泛结交中国官绅，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两人就结为至交，他定时到小站帮助督练，袁世凯多有借重。
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
袁世凯亲自给他写信，说明自己急于收回天津的意思。
青木宣纯认为与其与列国共享天津，不如与袁世凯处好关系，将来日本便可独享大利，所以极力主张尽快交还。
天津都统衙门的辖区，包括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二十五公里处，均被纳入其管辖范围，并将整个辖区划分为城厢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塘沽区五个行政区，各行政区区长由占领该区的外国军队指派人员担任。
由于各国有独立的辖区，享有绝对独立的权力，常常不服从“都统衙门”
的管理，并总是向“都统衙门”
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因此，“都统衙门”
与各国司令官、领事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更是钩心斗角，互不相让。
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洋人占据天津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天津东局子火药库被炸毁，“都统衙门”
夜里被烧，一支日本军队在南郊高家村一带遭到义和团的伏击，并有传闻义和团将重新聚集万人准备攻打天津城，“都统衙门”
不得不考虑移交政权。
唐绍仪写信给袁世凯，联军司令会议提出了有关交还天津行政权力的通牒，共计二十九条。
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包括：拆除天津到入海口的炮台，禁止再建；禁筑天津城墙；天津城区周围二十公里内中国军队禁止驻扎；外国军队在天津驻地周围三十公里内，不用照会中国政府可以操练、射击和野外演习；外国军队必要时可以在北京的西山和北戴河自由设置夏期避暑营地；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天津都统衙门所做出的各项决议、发布的各项法令、签订的所有合同，并要严格认真执行。
袁世凯对军事方面特别敏感，他认为这些条款如果都答应，无疑会给列国军事干涉大清内政埋下隐患，如果允许各军到西山设夏期避暑营地，便是变相地准许列国在京西驻军，朝廷如何会答应？至于他这个直隶总督，更关注的是天津城周围二十公里内不能驻扎军队，不要说天津的治安无法维护，就是他这个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安全也无从保证。
真是岂有此理！
袁世凯决定请日本人出面，约请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到保定详谈交还天津的问题。
内田康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一直追随日本著名外交家陆奥宗光，后来又到北京日本驻华使馆工作，半年前出任驻华公使。
他是个中国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除了公使的身份，他还负有绝密使命：对中俄关系进行秘密侦查。
日本对俄国在中国东北获取巨大利益极为不满，已经酝酿与俄国在辽东半岛决战。
日俄若在中国土地上开战，中国的态度十分重要，因此他奉命在中国建立情报网，随时掌握中俄关系，并尽可能地使中国人能够弃俄亲日。
内田注意到袁世凯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与他搞好关系对日本至关重要。
因此，他与天津都统衙门的青木宣纯互通声气，尽量帮助袁世凯，以获取他的信任和依赖。
内田看了天津都统衙门的通牒后道：“我本人及本国政府也认为，这个通牒是非常繁杂而苛刻。”
袁世凯一拍桌子道：“真是岂有此理！
天津一带是拳匪闹得最凶的地方，也是匪徒最多的地方，虽然暂时安定，但伏莽遍地，一颗火星就引来一场大火。
如果不准大清军队在此驻扎，治安如何保证？如果大清不能在天津驻兵而列国军队反而可以驻扎，那么《辛丑条约》第十款规定的弹压民众排外的责任，本督概不能负。”
“阁下的担心我能理解。
据我所知，天津不允许中国驻军一项恐怕很难通融，大约不许驻军的范围还可以商议。
至于天津的治安，应当由警察来维护，而不是军队，这是欧美各国的通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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