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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赞同?暴力革命对国家破坏太大,五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数次暴力革命,先是洪杨的太平天国,后是捻子,同时还有西北、新疆的叛乱,随后又有装神弄鬼的义和团,中国积贫积弱,几乎被瓜分,与这几次暴力革命关系极大。
如今俄日觊觎东北,德国占据山东,法国虎视南粤,英国隐据长江、窥视西藏,宫保请想,中国若再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暴力革命,自顾不暇,列国趁机动手,中国会不会被肢解?”
“皙子所虑极是。”
袁世凯点头称是。
杨度接着说:“我开始也是倾向暴力革命的,但后来改了主意,是因受到梁任公的影响。
当初梁任公在日本……”
梁启超在日本生活清苦,靠边写作边教书糊口,在日本留学的杨度常去听课,生性好辩的他对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十分佩服,两人关系日渐密切。
后来,杨度应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写了一首《湖南少年歌》,这首长诗洋洋两千言,慷慨激昂,气势磅礴,开篇唱道:“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
接下来叙述湖南的地理历史以及湘军的征战史、湖南人敢于抗争的精神,号召国人尤其是湖南人奋起卫国,“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梁启超对这首诗十分推崇,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并称赞说:“昔卢斯福(即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南北战争时北军统帅,曾任美国总统);吾谓欲见纯粹湖南人,请视杨晳子。”
《湖南少年歌》让杨度一举成名,其中的名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被广为传诵,梁、杨两人也因此惺惺相惜,成为知己,杨度深受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也就再自然不过。
杨度善辩,几近演说癖,滔滔不绝,就是袁世凯也无置喙的机会。
“但目前中国的君主立宪,不足以救中国,因为各有各的算盘。
朝廷是想借宪政的名义,行集权中央之实;宗室则是要通过宪政达到揽权的目的,只要看看官制改革后满人、宗室据要津,再看看去年以来,宗室少年如载沣、载涛、载泽、载洵分掌兵权、财权,就知道如今的形势,是满人排汉,宗室排满,这样下去,必是满人自绝于汉,宗室自掘坟墓罢了。
各省宪政叫得山响,但其目的多是借宪政、民权之名,达到地方大权独揽甚至割据自雄。
而东南的绅商,如张季直等辈奔走呼号,不过是想借宪政谋一官半职。
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满人与宗室各种矛盾纠结,所以我说当前宪政不足以救中国。”
袁世凯问:“那么皙子认为,什么样的宪政能够救中国?”
“只有让宫保来主持宪政方能救中国。”
这近乎玩笑了,袁世凯连连摆手道:“皙子不要开玩笑,我是真心求教。”
“我并非开玩笑,也是真心给中国开药方。
宫保是北洋新军的创始人,这一点非常重要,目前也只有北洋新军能够解决得了革命党的威胁,也只有宫保主政才可能震慑得住地方各自为政的倾向;宫保是推动宪政最积极的中枢大员,同时又是富有地方宪政经验的军机大臣;还有,宫保是目前最得国际认可的中国官员,被誉为李文忠公第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宫保的行政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无人可比。
张中堂虽然封疆二十余年,但仍然有书生气,鹿中堂老矣,世中堂才力不济,醇亲王少年新进,懦弱而又固执,庆王爷贪婪平庸,不足为大国领袖。
环顾朝廷,唯有宫保可掌舵中国。”
“皙子,你这些话,千万不可对外人道!”
袁世凯心里不得不佩服,杨度虽然进京不足半年,却已摸准了朝廷虚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皇上有朝一日回到乾清宫,完全可能请回康梁,康梁也是宪政的行家。”
杨度不屑地一哂道:“康南海一心保皇,谈不上宪政。
至于梁任公,博览群书,绝顶聪明,但终究是书生意气,就像我一样,佐人成事可,主政则难胜任。
比如政闻社一事,完全是他们办砸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这些进京请愿的人又太过张扬,不知严守机密,结果他们的密谋被赵秉钧手下的密探探知。
袁世凯十分生气,与奕劻一商议,干脆解散政闻社,一箭三雕,一则解除被弹劾的危机,二则解除早开国会的压力,三则敲山震虎,给康、梁和善耆一点眼色瞧瞧。
袁世凯的办法极其简单,他对慈禧说政闻社就是保皇党的国内机构,他们所谋就是为戊戌翻案,保皇上出来主持立宪。
慈禧一听勃然大怒,于是下旨道:“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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