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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彤摆摆手叹气道:“这份实业,我已经决计辞去。”
“如今行宪政,凡事都讲法律依据,我主持三峰矿业,身份却是三峰实业学堂山长,名不正,言不顺。
如今三峰矿务已见起色,急流勇退,正当其时。
第二个原因是,我被推举为代表,进京请外务部交涉福公司矿案。”
“啊,你是说英国的福公司,这个我清楚。”
福公司是英国在华投资最大的跨国公司,它于1897年在伦敦注册,但主要业务就是垄断山西和河南的煤铁业。
1898年初,福公司就通过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取得“怀庆(今河南省焦作一带)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
的采矿权。
福公司很快在怀庆投资机器采煤,又建起了煤电公司和专门运输煤炭的铁路专线。
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优势明显,又加铁路运输,成本更低,豫北的土煤窑无任何优势可言,几年来一直向官府反映,要求驱逐洋人公司。
去年朝廷颁布了《大清矿务章程》,涉及矿权的交涉需经外务部。
豫北土窑业主公推四人到京向外务部交涉,王锡彤便是其中之一。
王锡彤一拍脑门道:“啊,我忘了,宫保是外务部尚书,是大清无出其右的外交家。
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宫保。
如今各省都在与洋人争矿权、争路权,处处都在讲,矿权在则民富,路权在则国强,李文忠公是洞明世事的人物,当初为什么肯把矿权让与洋人?这与卖国何异?”
袁世凯摇头道:“是不是卖国,与你站在什么位置看问题有关。
如果要给小土窑一碗饭吃,当然不能让洋人公司进来;可是这些小土窑,要规模无规模,要机器无机器,要产量也无产量,私采滥挖,即便是好的煤田,也往往破坏殆尽。
李文忠公当年办了大量洋务企业,需要充足的煤炭做燃料,可是他发现靠土窑根本无法保证,因此开办了开平矿务局,是最早提倡机器采煤的封疆大吏,他曾说‘国计’比‘民生’重要得多。
后来他赞同洋人公司获取矿权,一则是门户洞开,洋人已经通过条约取得采矿权,禁无可禁;二则也是希望洋人公司将机器采煤带进来,逼着土窑认清形势,尽快脱胎换骨;三则洋人公司照样课税,因其规模大,比之小土窑税收更为可观。”
当然,还有第四个原因,袁世凯不便讲出来,李鸿章在福公司也有股份,其利甚厚。
王锡彤闻言叹道:“宫保的看法令人茅塞顿开。
不过,我受豫省窑民所托,自当力争矿权,听宫保的意思,好像争无可争。”
袁世凯出主意道:“不不,争还是要争的。
筱汀将来到外务部去,应当向洋人争取两项权利,一是矿权范围不可超出怀庆府,不过合约在先,可能很难,那就退而求其次,不可越过黄河而至豫南;二是洋人获利甚厚,应让他们为地方多做奉献。
比如,我们最缺的是矿业方面的人才,就应当让福公司投资建一所矿务大学堂,这可是利泽后世的善举。”
“严范孙曾经到日本考察教育,回来后对我说,教育足以救国。
他说,我们要与洋人国家争,就要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而唯有教育才是提高这一能力的根本之策。
你们两位也都是在新式教育上敢为天下先的人物,思考事情的时候,不妨脑筋更新一些,多从国家竞争能力提高上去着眼,你们的眼界就会不同寻常。”
不过,袁世凯很快觉得自己的话题扯远了,连忙笑道,“扯远了,扯远了,勿谈国是,勿谈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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