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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师人所长而冒昧行之，必致整机败坏。
若谓中国旧制毫无可采之处，亦不尽然。
从前典章法度，非仅一朝之计，每经大圣大贤之教，泽被历代。
故目下之目的，虽在于维新，而数千年来固有之法意，传统之文化，是祖宗智慧的积累，亦不能一笔抹杀。
若专恃新法律、新学理，未见其能行也。
此后行政事项，诸君务必谨慎斟酌，妥善共筹一适当不易之法，不至于徒托空言。”
接下来，对国会及省议会大加批评：“现在各省自治机关，多溢出法律之外，正绅不与公事，徒任少数莠徒逞其权利思想，以剥削地方官之权。
地方官无权，将何以保障人民？势必至强者凌弱，众者欺寡，终成纷乱之局。
地方官既受议会之种种束缚，纵有良策，无从展布。
即如从前参议院，乃立法机关，而议成之法甚少，政府偶有设施，即以违法相诟病。
国会成立，其中不乏贤达之士，然陷于党争，难出公心，每遇重大之案，竟难完全通过。
立法机关譬如绘图之人，政府机关如工作之人，工人自行建筑，绘图者必责违法，而待绘图者给出图样，却又遥遥无期。
当此建设时代，坐误岁月，一任破屋飘摇于风雨之中，岂有立足之地。”
最后，袁世凯的话题转到《临时约法》，他认为《临时约法》完全是因人设法，当初孙中山当总统，行的是总统制，总统权力很大；而当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制定的《临时约法》又改为议会内阁制，一切大权都归于参议院，总统同时还受制于内阁。
“《约法》因人而立，多方束缚，年余以来，常陷于无政府之地，使临时政府无所展布，以遂野心家之阴谋，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致人民重受苦痛。
现在救国之计，尤须强有力之政府，若全国等于散沙，则法令亦无效力。
愿此次政治会议，引导人民进共和轨道。”
政治会议一散，蔡锷就到梁启超处深谈，他开门见山道：“项城的意思，总而言之，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善政府。”
梁启超点头道：“中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从帝制到共和哪能一夕实现？所以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把外国人的制度完全照搬过来。
这一点我还是完全赞同的。”
“项城的意思，我看一是解散国会，二是要修改宪法，增强大总统的权力，这两条我无一不支持。
总统当国家行政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如果因少数人的党见，减消其行使政策之权，恐怕将一事不能为，必陷国家于不振。
考察中国数千年历史，再看日本崛起的经验，中国要致富强，必须言统一、言集权、言强有力之政府，而最关键的，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学生以为，遍观中国，项城实为近代伟人，宏才远略，无出其右者。
所以学生的意思，愿意拥护大总统，一心一意搞建设。”
梁启超回道：“增强大总统的权力，我无意见，但解散国会，进步党人大都反对。
解散国会，政党政治也就无从谈起，靠政党政治纳项城于政治轨道的计划也就落空。
听项城今天的意思，是非要解散国会不可。
黎宋卿这次进京，参加政治会议，大家抱着很大期望，希望他能够支持保留国会。
可是他来了个三不谈，不谈国会问题，不谈内阁问题，不谈政党问题。”
“黎宋卿最善看风使舵，如今北洋实力如日中天，他怎么会反对项城？”
“国会葬送，国民党难辞其咎。
本来民主共和、政党政治的框架已经搭起，如果他们肯稍作让步，《临时约法》不那么过分，项城便不会对《临时约法》怀着那么大的恶感；最可恨的是他们明明没有实力，却要以军事手段来倒袁，结果是送给项城名正言顺夺取国民党地盘、解散国民党的借口。
如果没有如此愚蠢之举，项城对南方数省有所顾忌，对国会力量有所敬畏，不难让他逐渐步入正轨。
如今没有任何力量可撼动北洋，国会岂不只有解散一途？更令人担心的是，从此开了动辄军事讨伐的恶例，中国从此永无宁日！
好在项城对实业救国颇有措施，张季直总长的振兴计划都得到支持，但愿项城能够持此立场不变，则中国富强尚有希望。”
解散国会的责任袁世凯不愿负，他没有直接下令，而是由黎元洪为首，二十二省地方长官，共三十九人联衔通电提出救国大计案，一是要求遣散议员，二是要求修改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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