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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白袁世凯的意思，同盟会员都是孙中山、黄兴的战友，是共和的缔造者，他们出面讨论国体问题，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
杨度最先找的是他的两个好友，孙毓筠和胡瑛，两人都曾经因为宣传革命被下大狱，为世称道。
辛亥后孙毓筠当了安徽都督，胡瑛当了山东都督，但两人都没有经验，受到排挤，而袁世凯却伸出橄榄枝，两人都到了北京，虽然没得到要职，却受到袁世凯笼络。
杨度一邀请，两人绝无二话，尤其孙毓筠最为积极，主动要求出任“筹安会”
副理事长。
还有一个老同盟会员是杨度的湖南老乡，安化人李燮和。
他先是加入兴中会，后来成为上海光复会的首领之一。
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在与陈其美争夺上海都督时败北，李燮和到北京当了顾问。
他到北京后并不像孙、胡那样完全投靠袁世凯，虚与委蛇而已，但驳不了老乡的面子，答应列名发起人。
还有一个叫刘师培，可以说是不请自来。
他是江苏仪征人，少有才名，十八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但参加会试却屡试不第，后来在上海认识了章太炎，受其影响同往日本参加同盟会。
但后来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闹了矛盾，又加谋求同盟会干事而不得，愤而叛离同盟会，投入端方幕中。
端方被杀后，他又投入山西阎锡山幕中，阎锡山为了巴结袁世凯，将刘师培推荐为总统府咨议。
他在袁幕中算是新进，急于报效，见杨度因写《君宪救国论》被赐“旷代逸才”
，他实在坐不住了，立即写了《国情论》《君政复古论》呈给袁世凯。
如今杨度一招呼，便欣然应允。
袁世凯对筹安会的发起人很满意，于是8月14日，杨度在报纸上发布启事，筹备“筹安会”
，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
。
紧锣密鼓筹备了十几天，八月下旬，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杨度、孙毓筠任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
次日发表成立宣言，认为辛亥之后仓促采取共和国体，于国情并不相宜。
然后摘引古德诺的话，“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如此。”
宣言借题发挥，大发感慨地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
而吾国人士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
度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正式在报纸上刊出，刘师培的《国情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也集中在各报刊发表，又派人四处动员，策动各省成立筹安分会。
筹安会名义上是学术研究，其实明眼人一看而知，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鼓吹帝制。
经界局督办蔡锷看不下去了，跑到天津去见他的老师梁启超。
蔡锷进京后，过得并不顺，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议、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委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除了经界局督办外，都是闲差。
经界局直隶于大总统，掌管全国土地调查、测丈和登记事宜，目的是为了清查田赋，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项工作十分浩繁，没人愿干，蔡锷认为这项工作很重要，因此欣然接受任命，并打算大干一场。
他一上任就举办经界讲堂，编译经界书籍，派人到各省调查，设厂制造测量仪器，筹办农业银行，干得是热火朝天。
他组织人马先后编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经界法规草案》等书，可要办事一则要人，二则要钱，结果与内务部和财政部闹起了矛盾，内政部坚持经界局人员应当由各部派充，不必再行设编，财政部捉襟见肘，在经费上不予支持。
蔡锷展开的工作面临夭折，连忙向袁世凯求助。
袁世凯指示他与内务部、财政部商办。
如果能够商办，何须他上书大总统？蔡锷心灰，萌生退意。
于是又上呈袁世凯，希望在云南办矿务局，自主开采矿藏，以免将来列国觊觎。
但袁世凯只批了两字——缓议。
等筹安会一成立，他才明白袁世凯的心思原来都放在了恢复帝制上，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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