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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检察厅会同红十字会五名医生前去检验，未查出服毒的证明，又开刀剖验，也未发现中毒的迹象，只在肠中发现火柴盒的磷纸片。
武士英身体很健壮，却突然暴亡，实在匪夷所思。
案子未审，关键人犯暴亡，程德全直接给袁世凯发电，称“要犯武士英在押身毙，人言啧啧，嫌疑滋多。
若此案审判再行稽延，致他犯再有变故，德全等实难负其责。
应请大总统查照迭电，准予组织特别法庭，迅赐任命。”
在孙中山、黄兴的督促下，程德全又向报纸公布了从应夔丞家中搜到的主要证据，以证明赵秉钧涉案，逼迫袁世凯同意设立特别法庭，并请赵秉钧南下受审，司法部接电再次复电驳回。
黄兴于是亲自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明必须组建特别法庭的原因，“盖我国司法难言独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脱政府之藩篱，主持公道，国中稍有常识者无不疑之。
况此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上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相挠，此更为一大疑问。
宋案务请大总统独持英断，毋为所挠。”
袁世凯接电，把赵秉钧叫来商议对策，决定赵秉钧发一个长电辩白，作为对江苏公布证据的回应。
袁世凯则亲自给黄兴复电，为赵秉钧辩污，“至赵君与应夔丞直接之函，唯一月十四日致密码电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
如欲凭此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
近一年来，凡谋二、三次革命者，无不假托伟人，若遽凭为嫁祸之媒，则人人自危，何待今日。
公为人道计，为大局计，必得使法理与事实两得其平。
国事艰难，人心险恶，转移风气，是所望于我公。”
袁世凯的回电，不但再次表示反对成立特别法庭，而且含沙射影，指责黄兴不能为人道、大局计，不顾法理与事实。
的确，如果仅凭赵秉钧曾经给应夔丞密码电报，并让他有事直接电告国务院，就认为他是刺宋案的主谋，也的确太过勉强。
因为作为国务总理，给有江苏巡查使名头的应夔丞发一本密电码并要求直接发电，并无任何不妥。
司法总长许世英夹在中间难以自处。
南方怪他阻挠成立特别法庭，袁世凯又坚决反对。
因此他递交辞呈，表示即日起就不再到部办公。
袁世凯不准许世英辞职，对成立特别法庭的要求也不愿多理睬，此时，他的心思完全放在了善后大借款上。
因为政府入不敷出，真正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何况南北战争已见端倪，他不能不为军费做准备。
善后大借款双方在4月中旬基本达成协议，只等正式签约。
这笔借款年息五厘，期限四十五年；五国是通过发行债券筹集，债券是以九折出售，还要扣除百分之六的佣金，所以中国是按百分之八十四实收，净收入其实是两千一百万英镑。
借款的用途，五国银行团做了严格的规定，一是用作偿还积欠外债。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签订的四亿五千万两的庚子赔款都由各省拨还，各省皆有抵押，当时已积欠六百余万镑，一旦不能偿还，则各省抵押物即不能保全。
二是用作清偿各省历年自借之款。
此时已积欠二百八十余万镑，民国以来，本息无着，只能仰赖借款。
三是用作赔偿外国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所受损失约为二百万镑。
四是用作各省裁兵费，大约为三百万镑。
五是拨充六个月的中央行政费、崇陵工程、大学堂工程费及清室优待费，约四百多万镑。
六是整顿盐务之用，约为二百万镑。
以上六项，算下来两千万镑左右，实际能到手的寥寥无几。
而本息合计，四十七年到期，中国共需偿还接近六千八百万英镑，损失不为不重。
除了沉重的利息负担，五国银行团还附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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