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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国男女，几无人不学，所需日用洋货，几乎都是本国所仿造，近年更是贩运到欧美，以争利权。”
周学熙为人爽直，不屑于屈己献媚。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兴工商、倡工艺也是朝廷新政，已经屡降明诏，可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应者寥寥，集股兴商，多是观望，只有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情形稍好，奈何？”
“我也在想，难道是日本之民天生开化，而大清之民天生顽固吗？其实不然。
明治以前，日本民情之顽固甚于大清，而一旦幡然醒悟，庸夫俗子之心志陡然灵敏。
何以有如此大的变化？就在于明治以来，日本致力于大开民智！
大开民智之法，就是大办学校！”
大办学校袁世凯在当山东巡抚时就大力提倡，而且以周学熙为总办开创了山东大学堂。
到直隶后他也提倡办新式学堂，但效果却很有限，一方面办学经费不足，一方面入学者并不踊跃，“宫保，学校不兴，根本就在于科举未废。
科举一日不废，则学校一日不兴，学校一日不兴，则民智一日不开！”
“啊，你是要废科举！”
袁世凯认为这一提议太过大胆。
他对科举在制约人才方面的弊端深恶痛绝，他与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上奏要求变通，前年总算废除了八股，改试策论；今年春天，他又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以达到逐渐废除科举的目的。
这已经惹起了许多人的憎恨，如果真像周学熙所说，奏请废止科举，他必将成为众矢之的，“缉之，我和张香帅不一样，他是翰苑前辈，我却连秀才功名也没有。
我奏请废科举，别人会说我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何况朝廷将于今年开经济特科，也算是科举的改良和补救。”
周学熙依然坚持己见：“宫保，科举制度无论怎么改良，与新式教育毕竟两途。
要大开民智，培育人才，非大兴新式教育不可。
日本的新式教育是从幼儿就开始，小学、中学以至预科、大学，各个阶段学什么，都有系统的规划，所用教材也都是组织专门人员编写，以求循序渐进，逐次提高。
科举制度靠的是私塾，是旧学，私塾先生如何能够教出新式人才？兴办新式学堂，朝廷三番五次下旨，可连教材都没有统一编制，如何真正有效地推行？如何培养新式人才？山东新式教育算是好的，可是山东也没有一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系统教材，新式教育是不是还是一句空话？所以，要兴新式教育，必须立即废止科举，朝廷应该调集专人，研究推行新式学堂的切实办法，岂能只发几道上谕了事？”
“缉之，朝廷也有难处，因为不愿废科举的大有人在。
别的不说，废了科举，翰林们放考差的机会就没有了，损失一笔可观的贽敬不说，更没有学生可收，将来连个奥援也没有，那翰林还有什么滋味？再说，废止科举，就意味着那些两榜出身的官员们已经落伍，你想，他们向来以正途自居，在我这样的异途出身官员前何等趾高气扬？你突然要废科举，说科举培养不出人才来，他们岂能甘心？这些都是明摆着人人皆知的利害，废科举的话暂时不好说。
不过，你说的调集专人研究推行新式学堂，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朝廷我们不去管他，直隶不妨先做起来，比如可以先成立学校司，督办全省新式教育，督促各州县大办学堂。”
袁世凯知道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只能退而求其次。
“这样办教育必有成效，这也是各国通行的办法。
除了办学校，要开民智，当务之急是先开官智。”
周学熙认为州县是亲民官，他们是不是开化，对新政成败关系最大。
但有些州县官吏，平日漫无见闻，甚至抵制兴办实业。
往往有民间创一新业，官府抑制之，胥吏鱼肉之，“如果这些州县一如故我，推行新政难见成效，劝民兴办工商更无从谈起。
宫保，我有个建议，州县官日后无论是实缺或补选，一律先赴日本学习考察三个月，有此经历方可委派。”
“赴日本考察看来确实是开阔眼界的良方，你这个建议很好，不妨写个条陈，我们议一下。”
袁世凯从善如流，周学熙大受鼓舞：“要开民智，官方要做示范。
老百姓不喜空言说教，凡事他能看得见、摸得着才肯相信。
我还有个提议，就是建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振兴工业的总机关。”
直隶已经成立了工艺局，但主要召集流民从事简单手工业，着眼于安置流亡，与大兴工商目标相去甚远，“直隶工艺总局，要在工艺局的基础上大力拓展。
一是考求直隶全省土产，及进口所销的洋货，凡是可以仿造的，大力提倡仿造，而且要学习日本的做法，对成效卓著者发给奖牌，予以鼓励。
可以设立考工厂——或称商品陈列所，精选直隶自产的商品，或者从外洋进口的货物予以陈列，便于绅商参观、研习。
二是设立官厂，为民示范，比如机器纺织、缝纫、造胰、牙粉、玻璃、印刷等都应当购置机器建厂生产，供绅商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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