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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选举中占多数席位者组阁，是为在朝；少数者作为反对党，事事给予监督，是为在野。
政党一旦超过两大党，则难免议论纷歧，为了一党之私而置大局于不顾，谈不到监督，只有添乱。
所以，我这次进京，就是与民主、共和、统一等政党的同志交流意见，组建进步党，最终形成两党竞争、监督之局面。”
这也正是袁世凯所求，他的目的是以进步党牵制国民党；梁启超的意图是把中国政党政治纳入正轨，虽然目的不同，但在袁世凯看来，努力的方向却非常一致，因此他又再次使劲鼓掌。
《申报》记者时年二十三四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而且正怀着为民代言的崇高使命感，因此追问起来十分尖锐：“如果先生组党成功，对现政府是什么态度？国民党对现政府是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政党的态度，不能对政府持无原则的批评为能事，而应对政府行政进行客观的评价和监督。
一年以来，国中有两大势力，常对政治改良产生阻碍，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诱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
我进步党既以改良政治为唯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不可，否则改良政治之目的终不可达。
吾党鉴观各国前史，见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况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为祸之烈可想而知。
故本党对于横行骄蹇之新贵族，常思所以裁制之。
至于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设立，在法律上当然是国家机关，吾辈只当严重监督，而不必漫挟敌意以与相见；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也有很大意见。
但，我国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
故吾党对于不满意之政府，犹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
希望中国稳定，恐怕也是大多数人民之期望。
极力维护国家稳定，也是我持国权主义的原因。
毕竟，国家稳定，方可谈及其他。
陷于混乱，百姓荼炭，国家分裂，还何谈民权、民主？那只能是纸上谈兵。”
梁启超大力支持袁世凯政府，态度已经十分明朗。
《申报》记者并不甘心，看了一眼袁世凯继续追问：“那么，先生对大总统如何评价？”
“真是后生可畏！”
梁启超对记者点头微笑，“你看来非要我出丑不可！
不过，我很愿把我的真实态度告诉你。
以今日大总统论，中外报纸评其人者多矣！
有敬爱之至极点者，亦有憎恶之至极点者。
然无论为敬爱、憎恶，大总统之政治才能有目共睹。
以国外之经验，有政治才能者，一旦握有政权之时，必须有一大政党监督于其旁，谋顺其美，匡救其恶，不能令此种政治才能滥施于政治轨道以外，本党很愿担负其责。”
梁启超想带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颇有点像当年乃师康有为以光绪帝师自居的味道。
这时外面有人来请，说宴会一切就绪。
袁世凯等人将起身赴席，《申报》记者还不肯放过，对梁启超道：“梁先生，最后一个问题：你对宋案如何看？”
袁世凯所担心的一问终于还是来了，梁启超很干脆地回道：“很简单，刑事案件，以法律之法处之，不可以政治手段待之。
法律讲证据，不能把政治上的敌对方想当然当成凶手。”
袁世凯恨不能拍拍梁启超肩膀以示感谢，但他最善于掩藏自己真面目，当然不会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便对记者道：“宴会时间到了，今天的访问就此结束，若有问题，以后有的是时间。”
入席后，袁世凯对身侧的梁启超道：“任公，这些记者咄咄逼人，可畏，又可恶。”
梁启超小声回道：“大总统要学会与舆论打交道。
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唯如此方能有成。”
“任公所教极是，一年多来，我常陷于被动，往往为舆论所困，就是不大会与他们交道。”
4月13日，国民党在张园为宋教仁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由陈其美主祭，孙中山、黄兴等敬献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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