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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惶恐地立即奔到水池边去找重要的肥皂，不见了！
“脏饰”
1974年，我和黄永玉、袁运甫及祝大年从黄山写生后到了苏州，住进比较讲究的南林饭店。
我们在黄山晒脱了一层皮，脸被风刮得枯涩枯涩的，头发蓬乱，背着那么多画具，一看就知是一群画画的。
穿得整齐干净的服务员问：你们中有画油画的吗？他偏对油画感兴趣。
永玉立即回答：老吴就是画油画的。
服务员便转向我：小心别将颜色弄脏房间。
黄山玉屏楼为游客备有出租的棉大衣，几乎每件棉大衣上都抹有油画颜料，招待所的褥子上也常擦着油色，画家太多了，油画家尤其讨厌！
我要学学我们宜兴的周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不让别人认为是一害，不让别人讨厌油画。
我每次作完画，总用棉花将染在地上的颜料擦得不留一点痕迹。
大概是在甪直的旅社里，有一回擦洗洗过笔的脸盆，用了许多肥皂和棉花还是擦不干净，怎么回事呢？仔细观察，那不是我弄上去的颜料，原来那是属于脸盆本身设计中的色彩！
是装饰艺术，不是“脏饰”
艺术！
冰冻残荷与石林开花
夏天，北京的北海公园里映日荷花别样红，确是旅游和休息的胜地。
我长期住在北海后门口，得天独厚，当心情舒畅的时候或苦闷的时候，便经常进北海去散步。
“四人帮”
控制期间的一个隆冬，我裹着厚棉衣因事进入北海，见水面都早已冰冻三尺，但高高矮矮枯残的荷叶与枝条却都未被清理，乌黑乌黑的身段，像一群挺立着的木乃伊。
齐白石画过许多残荷，但何尝表现出这一悲壮的气氛呢？这使我想起了罗丹的雕塑《加莱义民》。
强烈的欲望驱使我要画这冰冻了的荷尸，我想还应该添上一只也冻成了冰的蜻蜓。
亲人和朋友们坚决制止我作这幅画，我没有画。
1977年我到云南石林写生，石林里都是石头，虽具各种状貌，但也还是僵化了的石头嘛！
然而石林里开满了白色的野蔷薇，都是从石头缝隙间开出来的。
“四人帮”
倒台了，我心情很舒畅。
倒台前知识分子们的心情能舒畅吗？我曾以为冰冻的荷尸正是自己的写照呢！
我于是大画其石林开花，还题了一句款：今日中华春光好，石头林里也开花。
忆苏伊士运河所见
现在从北京直飞巴黎，只13个小时，很方便。
三十年前我们留学生从上海乘船去欧洲，航行一个月，太慢了，不方便吧，但这种美好的旅行今天已很少有人能享受到了。
船过苏伊士运河，在塞得港要停留很久，许多当地的小木船便向我们的大海轮围来，木船上的埃及人来卖手工艺土特产：皮包、地毯、壁挂……大船高，小船低，买卖彼此联系不上，于是埃及人果敢地爬上小船的桅尖，在摇摇欲坠中挣钱。
他们那干瘦的身影，晒得焦黑的皮肤，在我刚离开的祖国的农村里是到处可见的，虽已是遥远的异域异国了，贫穷和苦难总是那么相仿。
天热，水里浮游着成群的儿童，从大船高高的甲板上凭栏向下看，**着的孩子们在水中灵活地出没，像许多可爱的青蛙。
孩子们要钱，船上的旅客抛下硬币去，硬币扑通扑通沉入水底，孩子们立即钻入水底，一个一个捡出来了，将捡得的钱高高举给抛钱的旅客们看，满脸欢喜，旅客们看了也十分高兴，满足地笑了。
有旅客抛下半支点燃的纸烟，孩子举手在空中接住纸烟，将燃着的烟含进嘴里，再钻入水中去抓那位旅客紧接着抛下的钱，抓出钱来举给旅客看，再取出嘴里的纸烟，那烟仍未熄灭。
三十年过去了，我不会再过苏伊士运河了，却永远清晰地记得这群活泼可爱的青蛙似的儿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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