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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5日至9日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年会。
期间张承先会长、吕型伟副会长找我，说他们两位建议为中学教师编一部教育大辞典，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这件事情本来早在1984年郭永福就对我提过，那时郭永福是张承先同志的秘书，他说承先同志想为教师编一部教育辞典，希望我能参加。
我原来以为要我帮助承先同志来编写这本书，但是这次谈话却是要我来主持这项工程。
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建议还是请张承先同志任主编，我来协助。
11月9日，上海教育出版社陈义君社长、曹余章主编都从上海赶过来了，晚上讨论编写教育大辞典的事情。
张承先、吕型伟、刘佛年几位老前辈一致要我直接任主编，认为我年轻力壮，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便于主持全部的编纂工作。
我就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用了6年时间编完12卷本《教育大辞典》，以后又用了6年时间编完修订合编本。
编写这部大辞典是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以来的最大工程，动员了上千名老、中、青专家参加，不仅出了成果，也培养了青年专家队伍。
当前教育理论界的骨干，差不多当年都参加过编写大辞典的工作。
对我个人来说，虽然费时12年，但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20世纪末，原会长张承先多次建议我担任会长。
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他们老一辈那样的威望和水平，一直不肯答应。
直到2000年，承先同志深感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如以前，有点急了，对我严厉地说：“从组织上说，你也得服从。”
这样我只好答应下来，经大家选举担任了第四、第五届会长。
这8年来，在教育部领导下，在学会副会长们的帮助下，继承学会的好传统，把联系中国教育实际，开展群众性的学术活动作为学会的中心工作。
着重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继承和发展上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扩大教育改革实验区。
两个五年计划，先后建立二十多个实验区。
二是开展群众性教育科研五年规划的活动。
两个五年规划共设定科研项目二十多项，成为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补充，推动了全国中小学的科研活动。
三是先后召开了两届中学校长大会和小学校长大会，推动了现代学校建设。
四是改革和改进《中国教育学刊》的工作，2001年开始由双月刊改为月刊，2006年开始增加篇幅，由原来的64页增加到80页，今年增加到100页。
同时经过改革，内容更贴近中小学实际。
30年来参加学会工作，亲眼看到中国教育学会的发展和壮大，并深深感到，学会作为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在推动我国教育改革，推广教育科研，提高广大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在许多方面可以起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起不到的作用。
我祝愿学会今后有更大的发展。
[1]写于2009年3月1日，3月18日修改。
原载《中国教育学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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