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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纪要》发到全国。
这严重挫伤了学校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2年，周恩来总理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座谈会，会议提出要提高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基础学科研究。
学校开始整顿秩序，但是1973年“四人帮”
又发动“批林批孔”
运动，矛盾直指周总理，学校恢复秩序也变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
“回潮”
。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辽宁省兴城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
张铁生的信写在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的物理化学试卷背面。
信中说：为了实现他上大学的“自幼理想”
，“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考试中”
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
。
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后，将原信做了修改，令《辽宁日报》加上按语发表。
《辽宁日报》在按语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
全国再一次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更有甚者，辽宁、北京、上海等地都对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许多教授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抵制。
我校白寿彝教授就曾拂袖而去。
而“四人帮”
则借此荒唐事来羞辱知识分子。
从此，“读书无用论”
的思想像一层厚厚的乌云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其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二、严重后果
第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太低。
1972年5月，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向国务院科教组写了一个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
报告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了20%。
为此，北京市提出按照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和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为学员补习半年左右的文化基础知识。
但是这一举措在1974年也被指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
和“回潮”
。
第二，走后门成风，败坏了党风和学风，污染了整个社会风气。
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
现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有少数（实际上何止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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